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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大国崛起必然会冲击既有的国际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给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震撼，所有国家尤其是既有大国必将调整战略，制定应对之策。从历史上看，既有强国有三种不同的反应方式：一是协调，即通过外交、政治和战略等方面的妥协来缓和、化解冲突，赋予新兴强国与其国力大致相称的国际地位；二是对抗，指以各种军事或非军事手段排斥、遏制、削弱新兴强国；三是介乎协调和对抗之间，即战略模糊。 近些年来，面对“金砖四国”等新兴力量的快速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策。总的来看，目前主张单纯遏制和对抗战略的主要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一些核心人物，他们人数虽少，能量很大，尤其是在舆论界和国会内影响较大。 另一方面，真正主张相互尊重、平等合作者也是少数。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施密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但他们都是下台高官，对现政权的决策影响有限。 大多数人提出的应对战略，是同时或交替采取遏制（包括对抗）与合作（融合）的混合战略，这种战略曾被叫做“遏制加接触”战略，近年来西方学者改称为“两面下注”战略。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说，在强调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同时，对中国从外交政策到经贸政策、从意识形态到政治制度改革都提出了要求，并强调要加强与日本等一些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以阻止中国“寻求支配性的统治地位”。这就是典型的“两面下注”战略。 现在这种战略已不仅限于对付中国，正在被西方各大国不同程度地应用到对付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并已初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和具体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政治外交上，一方面尽可能争取新兴大国在应对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强化“价值观外交”，建立所谓“民主国家联盟”，也就是构筑西方世界对付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所谓“非西方世界”的统一战线。 二、在安全方面，一方面与新兴国家开展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另一方面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把双边同盟连成网络，并积极谋划组建新的同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欧洲大搞北约东扩，尽量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在东欧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直逼俄罗斯的边境；在中亚搞“颜色革命”，蚕食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在亚洲，美国在进一步加强双边同盟的同时，正在采取以军事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为支柱，建立“多中心”战略，以制衡新兴大国（主要是中国）。 三、在经贸关系上，一方面继续大力扩展和占领新兴国家的市场，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西方大国的优势地位，其中包括修订相关法律，加强贸易保护。如立法对主权投资基金进行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进口产品标准等。 四、在意识形态上，不遗余力地推广西方民主和人权，把“民主和人权”作为维护西方制度的斗争武器，而并非真正地推进以平等、公正和正义为基础的民主和人权。 所有这些战略和策略都服务于一个总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护西方的制度和秩序，确保西方“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当前，在西方国家实施这些策略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趋势值得关注： 一是欧美联手应对新兴国家的崛起。前面提到的所谓“民主国家联盟”，其实就是西方国家为应对新兴国家崛起而试图建立的一种统一战线。不少美国学者公开提出美国应与其他“民主”国家联手对中国施压。在去年4月的欧美首脑会议上，美国与欧盟双方同意德国总理默克尔关于建立“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的倡议，探讨如何应对亚洲的崛起。 二是美欧联手分化新兴国家。对崛起中的新兴国家，欧美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中、俄更多地采取防范加不同程度的遏制；对巴西和南非尽量给予支持，争取与他们开展更多的合作；对印度则极力进行拉拢，拼凑美日澳印四国联盟，以达到“联印制华”的目的。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钱文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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