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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问题专家畅谈２００８国际风云
日期：2008-12-26 09:23:58|2008-12-26 09:27:03 来源：人民网
中国的世界观与世界的中国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
2008年，世界认识了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中国；中国也更清楚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与责任。世界的中国观与中国的世界观，同时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
世界认识中国，在于中国的飞速发展，更在于中国对世界的责任意识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俱增。认识是一个过程，发展、进步更是一个长期积淀的历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中国正式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战略程序。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冷战坚冰期起步，在世界巨变中摸索，历经三十年风雨，走出了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在融入世界体系的同时，迎来了新世纪。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由一个被贸易封锁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的工厂”和“世界的市场”；人民币由从未被世界认知，发展成令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倍加关注的新兴货币。而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刚刚启动的上海证交所，到了2008年更成为全球投资者不能忽视的新市场。甚至上证指数的变化，一度被国际金融市场看作世界股市的震源。与此同时，2008年中国的贸易收支顺差首次超过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接近2万亿美元，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储备大户，更成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动力。
2008年无法让世界忘记的是，北京奥运规模空前，古今中外文明交融，被国际奥委会盛赞为“精彩绝伦，无与伦比”，更为各国民众惊叹不已。而同样令世人不能忘记的是，南方雪灾、汶川地震，不仅没有压垮中国人，反而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民族及其凝聚力。诚然，我们无须讳言，中国依然处于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再分配体系尚未健全；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市场准则、标准，乃至道德意识尚待完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世界也为此深感焦虑。但可喜的是，面对困难与困境，中国人没有气馁，更没有沮丧，而是勇敢面对批评，直面现实，认真整改，树立科学发展观，与世界和谐进取，走科学发展道路。
尤其是，面对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濒临衰退，中国政府敢于担当，率先出拳，刺激需求，主动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并积极与各国协调政策，共担国际责任。
经历好事坏事相伴的2008年，中国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成熟，对世界的责任更加清晰，对世界的贡献更加明确而真实。世界也更加正视中国的发展，赞赏中国人的真诚和坦然。中国并不追求令人羡慕的大国地位，中国人也并不模仿所谓的大国心态。历经发展、困难和成熟，中国人更加“坚持自己的位置和足下的土地”，更加珍视带来发展机遇的包容与融入精神。
什么是“中国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王逸舟
2008年的年终岁末，似乎是探讨中国力量定义的合适时机。在这一年，内政方面，中国挺过了罕见的冰雪灾害和地震灾难等压力，成功举办了史上最辉煌、世人交口称赞的一届奥运会；各种事件以不同形态向世界证明，中国力量不仅坚韧强大，而且以“和”为核：它对内注重民众需求、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强调和平发展、推动和谐世界。在这一年，外交上，中国不仅继续发展了与周边邻国、发展中世界、发达经济体及多边机制等“四条线”的对话合作关系，还在全球经济遭遇始发于美国金融危机并逐渐蔓延的严重危机冲击的时刻，承诺通力联手应对危机和稳健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同时加大内需拉动、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谷阶段做出贡献。有分寸地说，中国力量确属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支增长着的建设性力量。
放宽眼量还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力量的生成，主要来自过去一段时期极富活力的改革开放进程，其间包含了政治领袖的高度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劳动。三十年间，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保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团结，创造出年均近10%的经济发展速度，使这个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和最活跃的增长来源。对比一下：三十年前的中国还是国际体系中一个相当边缘的国家，六十年前的中国刚刚解决政治独立、摆脱列强枷锁的问题，而九十年前的中国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亚病夫”。因此，也可以认为，中国力量提示了经济发展目标的优先性、渐进有序的国内变革方略、以及曾经贫穷国家的提升路径。对于五百年间始终由西方主宰的近当代国际体系而言，中国力量或许预示着新的改造阶段的降临，意味着非西方世界创造力的介入与增强。
中国力量并非没有自己的局限。在不太高的人均GDP、教育、医疗和环保水平下，中国人仍然远没有实现精致舒适的美好生活；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面对新的十字路口，存在升级换代的迫切压力；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现代化目标及其落实情况，比较经济发展速度及普通百姓期待还有不小距离；与老牌世界大国相比，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手段不多、“话语权”不大，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更是有限；要紧的是，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力量”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和被关注度，也许尚未做好扬长抑短、发挥作用的准备。虽然这一切均有可能改进，但一定是艰巨而漫长的进程。然而，无论如何，世界有理由看好中国力量的前景，中国人自己也有信心逐步增强这种力量。
2008：中外关系的转折点
庞中英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大课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在演变。即将过去的2008年，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关键年份，甚至是一个转折点。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自身的大变化，也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从世界的角度看，世界的全球化，也就是全球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2008年，中国竭尽努力，成功和美好地贡献了第29届奥运会，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一个改革开放30周年后的新中国，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同时，奥运会让中国重新认识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中国的“世界观”变得更全面、更客观和更深刻。
全球化在曲折中不断深化，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会，成为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全球化也带来种种重大问题和挑战。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遭遇的最严峻外部经济冲击。中国经济的“外需”大幅萎缩，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等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在一个全新的世界环境下，中国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增加了。
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局面已经形成。通过各种机制，全球联系的深度和广度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生存环境。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世界，世界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中国。这不仅体现在繁荣时期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日益增大的重要贡献上，而且体现在危机时期中国对稳定世界经济不可缺少的作用上。
向世界郑重承诺继续对外开放的中国是危机中的世界经济的希望。同时，中国发展的继续和升级需要一个持续开放的而不是保护主义盛行的世界经济。为此，中国需要开展更多、更大的国际合作。
为了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加强国际制度、奉行多边主义是解决包括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的重要途径。这一年，在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大会、北京亚欧峰会、华盛顿“20国集团”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多边外交场合，中国的负责、积极和合作的角色世人瞩目。
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总是不乏来自仍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制度中占据优势的西方的干涉和干扰。西方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受益巨大。但是，一些西方势力却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上不断增大的作用，患上各种各样的“焦虑症”，他们漠视中国在世界上合法、合理的权益，对中国缺少应有的尊重，继续以“中国威胁”混淆视听。他们居然把中国存在的问题当作抵制和削弱中国的工具。中国用自己的历史进步以及对全人类的贡献有力地回答了他们的无理指责和攻击。
2008：中日关系重上正规
杨伯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暖春之旅”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在中日之间完成三轮总理级互访、关系乍暖还寒的重要时刻，由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0年进行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由此重上正轨，领导人会晤制度化。其次，尽管面对东海、“问题饺子”悬案，但双方共同努力，访问如期进行，为今后树立了良好范例。即无论有什么问题，领导人会晤都要坚持，而且要和个别悬案脱钩，不被后者制约。第三就是“战略互惠关系”得到充实，并被纳入第四份政治文件，由此也就超越了安倍一届内阁的地位，对今后日本历届政府都具有规范作用，从而为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日本转变对华态度，关键是战略利益使然。首先，日本的前途更依赖东亚地区。近年世贸谈判受挫、全球竞争分片展开，更凸显日本的发展战略需要地缘依托。其次，日本的发展也更有赖于日中合作。实际上，小泉顽固“参靖”、酿成政治僵局的几年，也恰恰是日本对东亚、特别是对华经贸依存度迅速上升的时期。这种上升趋势今后也会保持。第三，是日本国内反思与调整的结果。小泉外交漠视亚洲邻国，到头来，也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地区战略利益，错失参与东北亚安全事务的历史机遇。
由于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及政党政治的不成熟，日本政局今后可能会持续不稳。自民党处于历史性衰退过程中，但足以相取代的政治力量尚未成型。目前朝野表面对峙，但政治理念及人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策高度同质，各怀分裂内忧。非要经过几次选举、几番整合后，才能各得其所，尘埃落地。这一趋势的外交影响显而易见。日本对外战略的展开、资源的运用会受到内耗牵制，同时政策稳定度下降。从对华关系看，在两国力量对比变化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情绪对政策的影响力会一路走高，在一些问题上态度可能趋硬。但同时，“示强”又难以跳出对东亚、对华依赖加深这一大框架，在重大问题上不得不讲实际、讲合作、讲“互惠”。所以，无论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或无论自民党内哪股势力掌权，对华政策都会具实用性和两面性。
中日在地缘战略、发展战略上有碰撞，而且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政治互信不易确立，导致碰撞所造成的心理影响被放大。中日在东亚“两强相对”的关系格局对双方都是新事物，况且彼此间“权力的转移”今后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中日关系如何有效管理、逐步转型，的确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毕竟时代在进步，“一山难容二虎”等传统现实主义观念也在慢慢失灵，中日关系“软着陆”应具有充分的潜在空间。
2008：中俄关系继续全面发展和推进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08年中俄关系继续得到全面发展和推进。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机制继续发挥良好的作用，梅德维杰夫担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独联体之外的首选出访国家。此后胡锦涛主席和梅德维杰夫总统多次在多边国际场合会晤。普京总理访华，参加北京奥运会，温总理访俄与普京总理会谈。两国高级领导人的持续接触和会谈，不断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两国在涉及各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相互支持，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汶川大地震后俄罗斯反应迅速，积极主动地帮助中国受灾地区，从提供援助物资到派遣大型直升运输机，从派遣救援队到邀请灾区儿童赴俄罗斯访问，体现了俄罗斯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两国经贸关系在今年实现了战略性的突破，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意修建东线石油运输管道，这使酝酿和谈判十多年的东线石油运输管道合作计划终于敲定。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俄两国从容应对，两国领导人在相互会谈中明确表示，中俄两国要密切合作，遏制国际金融危机对两国的消极影响，强化两国的经济合作，比如中国和俄罗斯正在积极谈判中国给俄罗斯250亿美元的贷款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中国与俄罗斯反金融危机合作的重要步骤。中俄两国关系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两国领导人已经正式商定，未来两年两国将举办“汉语年”和“俄语年”，两国将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能源等各方面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8：中美关系已现持续发展的韧性
傅梦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2008年的中美关系显示出了其独特发展的韧性，成为把握全球大国关系最有意义的风向标。年初，台海形势因岛内领导人变更趋缓，两岸互动出现新形势，成为美方亦乐见的正面发展。但是，上半年中国经历了十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3·14事件后，一些西方国家扬言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美国总统布什相对坚定地对中国一圆百年奥运梦的支持，并出席了这场盛会的开幕式，这在美国总统参加非本国奥运会开幕式的历史记载（第一次）和中美关系史上将是不可忽视的。2008年在北京、在日本的洞爷湖、在华盛顿和利马，中美首脑在双边与多边范围有过多次会晤，推动了两国建设性合作与对话向深入的方向发展。
中国是一个崛起大国，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历史上像这样一对国家的关系并不好把握，因为当时的霸权都遭遇过崛起者的挑战。美国作为一超大国，也不乏对崛起大国可能挑战的担者。
2008年则可能成为改变大国关系这一历史轨迹或者消弭战略疑虑的元年。中国自觉融入国际体系已经三十年，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形成了空前复杂交叉的利益，双方关系的平稳发展对各自均有重大的战略利害。2008年也夯实了中国更为自信与积极的战略心态。在大国关系上，更愿意看到一种利益上的水涨船高而非你消我长的状况。美国身陷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时，中国对内大动作刺激内需，对外大手笔守持美元债券，胡锦涛主席应布什总统之邀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G20峰会并力促国际合作应对危机，显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姿态。
美国新总统即将上台，奥巴马的智囊也呼吁新政府维持与中国“真正长期的接触”，奥巴马有着加强与中国在气候、能源、地区安全、克服金融危机等方面合作的愿望，这将有利于中美关系不致因美国新总统上台拖长无谓的磨合与适应期。
尽管双方的摩擦与矛盾不可能一朝之内烟消云散，但一个超级崛起的大国与一个现存的超级大国之间建立起建设性合作的关系，使冷战后常常动荡不安的中美关系取得了持久稳定的发展，中美双方建立一种面向未来的建设性战略合作关系，也同样有着值得期待的战略意义。
2008：中欧关系在碰撞中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周弘
2008年中欧关系起伏跌宕，充满变数。中德关系刚刚从默克尔总理会见达赖的阴影中走出来，中英关系和中法关系就又由于奥运火炬传递在伦敦和巴黎的受阻而承受压力。
3·14事件后，欧盟与美国签署了共同谴责中国的声明，很多欧盟国家都表示不了解和不认同。萨科齐突然宣布要在原定中欧首脑会议之后会见达赖，此举也没有获得欧盟内部多数成员的支持。
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政治体制，欧盟成员国，特别是英法德等大国，在欧盟对华政策中举足轻重，但是，无论是英国、德国、还是法国都不能在对外政策领域里代表整个欧盟。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既有反华的势力，也存在着对华友好的力量。所有这些力量都要在欧盟复杂的机构中发生作用，使得中欧关系不仅具有重要性和战略性，而且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
亚欧首脑在第七届北京峰会上讨论了包括世界经济与金融、全球石油市场、可持续发展等在内的广泛的全球性议题，发表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主席声明，推动了世界经济峰会的召开。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在协调立场，推动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亚洲和欧洲国家以亚欧会议为平台，开拓了亚欧共同认识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新渠道和新领域，为进一步发展中欧关系创造了机遇。
中国和欧盟同时经历着历史性的调整与转型，中国通过转型和加速度发展，跨入现代化社会，而欧盟则通过转型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两种转型的起点和面临的挑战不一样，各自经受的考验和付出的努力与也不一样。但是中欧都在努力使世界更加和平，使自己的人民更加富足，所以，中欧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促进是可能的，但是必须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
双边关系的改善建筑在双方共同意愿和共同努力的基础上，身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总统，萨科齐单方面做出危害中国根本利益的言论和行动，不仅损害了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忽视了欧盟成员国的权益。这种对华政策的机会主义最终也不能为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所接受。
意识形态差异是中欧关系的一个表象，而不是实质。冷战时期，欧洲与中国没有根本性的战略冲突，中欧之间也没有出现激烈的意识形态纷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欧洲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意识形态因素并没有影响欧洲对华投资、贸易、援助、合作。面对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面临改革困境的欧洲出现了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认为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了成功的中国将挑战欧洲文明的普世价值和心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把中国文明当作“非我族类”而进行的各种批判性价值判断将不会中断。
2008：欧俄、欧美关系仍在持续调整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吴白乙
欧盟是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其双边与多边复合的对外关系结构，欧与俄、美等大国之间根本上存在利益和行为的不对称性，从而造成双方政策目标变动频繁，合作与摩擦两面性突出，调整空间广阔但时效影响有限。2008年欧俄、欧美关系的发展，既表明欧盟对外政策继续在变动中寻求突破，也说明全球战略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给欧盟带来的推动和局限。
本年度欧俄关系从俄实现梅-普权力架构，欧对缓和本已紧张的对俄关系寄予期望开局，却继续在北约扩大、中欧国家部署美导弹防御系统等重大安全问题上针锋相对，及至夏季发生俄格冲突时双方战略互信似乎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多数欧盟成员国舆论甚至将俄指为“新帝国主义”的代表。尽管轮值主席国法国竭力参与和平斡旋，甚至出于对俄在能源、地区安全等问题上的现实需求，主导了欧俄伙伴计划复谈，但从根本上看，欧俄关系依然缺乏战略稳定的基础，欧视俄为其在欧亚大陆的异质竞争者，其对俄政策将持续在意识性排斥和功能性调和之间摇摆。如果世界经济持续衰退造成国际油气市场长期不景气的话，可能造成今后欧对俄能源需求的下降，也会给双方政治博弈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2008年欧美关系实际上“外松内紧”。一方面，双方对北约扩大、伊朗核问题、气候变化等政策协调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双方深层认知依旧问题多多。尽管跨大西洋外交活动已趋密切，欧洲社会对布什政府在死刑、虐囚、环境、社会安全以及伊拉克战争等政策上的保守主义做法依旧耿耿于怀，对美认同持续下降，从而在奥巴马访欧期间对其变革主张高声喝彩。随着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欧洲经济遭受的损失巨大，政治精英和公众舆论纷纷指责美国的监管能力，进而在欧盟特别峰会、欧美领导人会晤及20国峰会等场合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张，矛头已直逼美国霸权的根基。很明显，欧将继续凭借其制度性力量的比较优势，利用任何机会平抑美国的霸权压力，谋求共同主导国际秩序的地位。
2008：美俄矛盾总爆发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2008年8月8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的军事冲突肯定是今年的大事之一，原因在于俄格冲突实际上是近年来美俄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在刚过去的四五年里，美俄两国围绕“颜色革命”、北约东扩、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科索沃问题等产生了一系列分歧。虽然两国表面上都希望维持双边关系的大致稳定，比如今年4月6日的美俄领导人的索契峰会发表了《俄美关系战略框架宣言》，宣称双方已终结互视为战略威胁的时代，并且两国也确实在推进巴以和平、在谈判解决朝鲜和伊郎核问题上展开了某些合作，但总体来看，美俄关系是愈行愈远的。
美俄双方大都认为美俄矛盾是西方内部的矛盾，亨廷顿就曾直言冷战是西方世界的“内战”。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也都是坚定的欧洲派，俄罗斯的国家目标就在于让欧洲承认其是完全的欧洲国家。因此，如果处理得当，美俄双边的良好关系是可以预期的。即使是在美俄双方发生尖锐冲突的当下，不少人也认为两国的紧张关系是暂时的，俄罗斯坚持对抗是战术性的短期行为，其目的在于让美国最终接纳它。
然而，事实上，美俄矛盾具有深刻的地缘和历史背景。首先，就地理状况而言，俄罗斯和美国是相邻大国，隔白令海峡相望。两大相邻强国无友善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常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除非俄罗斯分裂为四五个国家，否则美国就不可能对俄罗斯放心。”
其二，双方的历史记忆不同。俄国认为，它在历史上抵抗了两次来自东方的侵略，挽救了西方文明。因此，在他们的历史概念中，俄国是有恩于西方的。然而，西方认定俄罗斯的文化水平不及欧洲，对俄国有着深刻的文化蔑视和自我优越感。
第三是文化结构上的原因。美俄都是深具“弥撒亚”式救世主义传统的国家，对未来世界秩序塑造都有强烈的使命意识，这就使得美俄在文化层面的冲突不可避免。
第四，美俄矛盾还缘于双方地缘战略利益的冲突。
从主观方面看，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冷战的胜利归功于自己战略的成功，而非苏联的自动退让，陶醉于“历史终结”的美梦中。美国非但没有心怀感激，反而以战胜国姿态自居，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经济援助上也口惠而实不至，从而失去与俄罗斯和解的历史性机遇，并且给今天的美俄矛盾埋下了伏笔。
俄格冲突后，美国对俄罗斯进行了严辞批评，但行动上反应还是很谨慎的，相反，俄罗斯积极与美国所厌恶的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发展关系，对抗姿态非常明显。国际舆论对美俄关系的动向高度关注。
未来美俄关系的走向，一是要看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对俄政策是否趋于缓和，二是要看石油价格下降对俄罗斯财政和经济的影响，俄国近年来高调与美国叫板的前提是石油价格高涨提升了其国力，现在形势逆转，俄国还有没有能力保持其强硬态度值得注意。
2008：次贷危机深刻影响世界格局
张宇燕（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有关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原因的讨论汗牛充栋，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十种解释：其一，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不力；其二，美国货币当局奉行了错误货币政策；其三，贪婪成性的金融机构过度投机；其四，美国整个金融业的腐败和共谋行为；其五，美国庞大金融机构高度官僚化；其六，美国人的低储蓄和高消费；其八，表现为巨额贸易赤字的国际经济不平衡；其九，美国反恐战争耗费巨大又久拖不决；其十，货币金融市场天生的不稳定性和周期性。上述十种原因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在这十种原因之外，还有一种讨论得不很多的原因：美国维护特定国际分工格局——即美国用金融产品换取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和俄罗斯、沙特等国的资源与石油——的努力。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连年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必须依靠更多的资本项目盈余来平衡，换言之美国必须输出同等数量的“金融产品”才能平衡其国际收支。金融产品在此主要包括政府债券、机构债券和股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大批金融衍生产品，再加上美元纸币本身。和实物产品与服务类似，金融产品也需要创造，而创造的途径之一就在于金融创新。
在2000年末，美国股市泡沫破灭了，这同时也贬损了美国金融产品的吸引力，并殃及美国据此平衡国际收支的能力。彼时彼刻，如果不能迅速创造出某种金融产品以填充缩水股票留下的巨大真空，那么美国与中国及沙特等国之间以金融产品换制造品和资源能源的分工格局便岌岌可危。
在此背景下，房地产及与其相连的资产证券化便登上了历史舞台。受到低利率和房地产价格看涨预期的激励，借助于使房地产证券化的各种复杂精致的金融创新，没工作、没收入、没资产的“三无人员”借钱买房的契约，即所谓“次贷”，经过打包竟然也成为了全球投资投资者的投机对象。这种以金融产品置换来提供或补充金融产品量之不足、而非在增加储蓄和减少贸易赤字上下功夫的做法，颇有些饮鸩止渴的味道。果然好景不长，金融产品中最薄弱的环节“次贷”上首先爆发了危机，随后迅速蔓延，并至少把大半个世界拖下了水。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复杂。从绝对的意义上看，美国经济受到重创并已经进入衰退。从相对的意义上看，美国全球经济和政治地位则很可能得到增强，因为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衰退十有八九比美国程度更糟、持续时间也更长。这一点已经从美元近两个月来急剧走强显现出来。继续持有甚至扩大持有美元资产的风险固然很大，但在一个云波诡谲的世界，持有或增持非美元资产的风险更大。只要目前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在此次金融风暴中经过修补后得以维持——应该说这种可能性较大，美元的国际地位便会在未来三五年呈现出趋强态势。
在此，最大的变数来自于中国能否成功应对。如果中国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那么真正意义的多极化世界时代就到来了。如果中国在应对挑战过程中耗竭了自身高速增长的能量，那么“一超多强”的世界就不仅会维持下去，而且会得以巩固。
2008：在金融危机中迎来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时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宿景祥
目前世界经济遭遇的这场危机，在规模、范围和复杂性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它是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郁积的诸多矛盾的总爆发。作为这场危机的源头和中心，美国经济受创最重，自去年年底便开始陷入衰退，金融和汽车等关键性的经济部门萎靡不振。美英之间传统上的金融联系，使金融危机从美国最先冲击了英国，随后又迅速蔓延到了欧洲大陆。预计明年年初，美国、欧盟和日本这西方经济三大中心出现整体性的经济衰退，还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
金融危机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欧等地区经济也产生了严重影响，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各主要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步伐都将有所减缓。但预计在西方经济全面衰退期间，发展中国家经济仍有望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成为确保全球经济继续增长的“唯一引擎”。在危机面前，西方世界不得不承认新兴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过去的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世界政治经济力量也一直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在世界经济陷入危机时期，这一进程变得越来越清晰。这场危机的全面解决，势必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许多重大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使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在危机中完成一次重大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危机不仅将成为美国鼎盛时期终结的一个分水岭，也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新旧时代的分界线，它标志着过去两百多年来一直由少数几个欧美国家轻而易举地行使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操控全球重大议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既符合历史辩证法的逻辑。
2008：“地球村”竞争规则继续改变
余万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
2008年7月9日，八国集团（G8）首脑同5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就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展开讨论。
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发表宣言，强调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面临严重挑战之际，与会国家决心加强合作，努力恢复全球增长，实现世界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
1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843号决议，决定对包括海盗和武器走私人员在内的所有破坏索马里和平与稳定的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12月2日，通过1846号决议，将各国与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合作在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的授权延长12个月。
上述三个事件正好对应了当代世界政治的三个新兴领域：全球公共问题、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虽然主权国家依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治理形式，但是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已经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呼唤全球联手共同应对挑战。
长期性的能源短缺与气候变化的挑战无法在国家之间切割，必须通过全球合作来实现消费和增长模式的转变。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但其扩散的后果必须由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索马里的海盗、中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威胁到每一个国家公民的安全。因此，在我们生活的这个被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压缩地越来越小的空间里——“地球村”——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
新规则下的竞争不再是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而是俱荣俱损的“共赢博弈”。不过，新规则并不意味着国家竞争的消失，恰恰相反，各个国家正在从各自的比较优势出发争夺新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导权。这场刚刚拉开序幕竞争将在根本上塑造21世纪的世界秩序。
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将成2009年国际社会两大挑战
陈迎
气候变化，2007年迅速窜红成为国际政治关系中炙手可热的“明星”。2008年尽管日本北海道八国集团峰会（G8）达成了2050年全球排放减半的长期目标，但在来势汹汹的全球金融危机阴霾的笼罩下似乎收敛了一些光芒。
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在波兰名城波兹南举办的气候公约第14次缔约方会议（COP14），谈判进展不尽如人意。欧盟、以美国为代表的“伞型”国家集团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G77）加中国等各方，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等共同愿景，以及被称为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4块基石，即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等一系列关键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令未来谈判前景堪忧。
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已承诺对美国气候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使国际社会对美国新政府在气候谈判中的角色转变充满期待。但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可能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忙着救市的各国政治家们，到底会无暇顾及气候变化，还是能将危机转化为机遇，联手应对金融和气候两大危机，将是2009年面临的最大挑战。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12日开幕的部长级会议上呼吁，解决金融危机需要庞大的开支来刺激经济，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应该投资于绿色的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可以创造绿色就业和绿色经济增长，无论对环境还是对经济，都是正确的选择。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频出重拳不惜巨资，至少让世人看到，当危机严重到带来实实在在的威胁，政府至少是有能力做一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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