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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 “革命是罕见的，改革则更加罕见。”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考察了历史上“变化社会的秩序”后，对“改革者道路的艰难”这样大为感慨。世界近现代历史中，许多国家都进行过改革，有些国家改了一段后就停滞不前甚至往回缩，有些国家则因政策陷入危机，甚至发生内战直至分崩离析。30年前，美国《时代》周刊将邓评为年度人物并介绍怀抱“梦想”的中国时，就有人质疑：“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然而，中国改革很幸运地成功了。30年后的今天，世界绝大多数专家都承认，占全球人口1/5的中国已经跃升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推进器和国际和平的稳定器。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在一篇研究报告中称，改革开放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世界最重要的现象。 “中国改革曾面临的困难相当于苏联和印度问题的综合”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教授琳达•巴克特曼原先专攻欧洲历史，但最近几年，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上，并正在撰写一本著作，初步定名为《跑着的中国》。巴克特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在书中这样描述中国：1949年，中国结束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状态，开始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建设，这是中国“站立的时期”；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着建设，各种政策变化很快，有成功，也有失败，这可以称为中国“踉跄的学步期”；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毫无疑问是中国“跑着的时期”。 中国在30年前刚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几乎没在国际上掀起什么波澜，一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还不够强大，另外，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独立浪潮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尝试进行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改革，既有曾受世界瞩目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创造的经济改革，也有兴盛一时的“拉美模式”，这些改革当时都曾创造过辉煌。巴克特曼说，时至今日，全世界都看到，一开始还属于“无声无息慢跑”的中国改革，已经成了“跑着的中国旋风”。 20世纪曾被炒得最热的改革，无疑要数苏联的“新思维”以及后来俄罗斯“休克疗法”。许多国家的学者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都不约而同提到这一点，当时在西方出镜最高的外国领导人是戈尔巴乔夫，甚至有人称他是“最伟大的改革者”。对此，英国智囊机构“开放欧洲”的研究员保罗•罗宾逊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还用“惨烈”、“悲壮”等词表示惋惜。他说，“20世纪最悲壮的试验是苏联和东欧一大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探索。在过去30年尝试改革的国家当中，前苏联无疑是失败程度最惨烈的。”戈尔巴乔夫自1986年起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提出的“新思维”当时甚至成了改革的代名词。不过，罗宾逊也不得不承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但没能改变苏联步履蹒跚的经济状况，反而事与愿违地激化了苏联的社会与经济矛盾，使苏联经济急剧恶化并走向崩溃，最终促使苏联解体。 1978年中国迈出改革步伐时，同时面临着世界两大最难的题目：改革体制和摆脱贫困。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认为，有比较才有鉴别，评价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国际比较。庚欣说，中国刚开始改革时，面临的难度之大、问题之多，几乎像两大邻国苏联和印度面临的问题综合起来。从上世纪50年代苏联赫鲁晓夫改革至今，跨越了苏联到俄国的历史分野，俄罗斯从正反两面都与中国发生过极其重要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一边倒”的形势下，中国无论是政治理念还是计划管理体制都受到苏联极大的影响，在改革体制方面与苏联“同呼吸”；而且还面临着苏联没有的更大难题：摆脱贫困。当时苏联已是两霸之一，印度的发展也稍强于中国，中国当时人均GDP只能与非洲几个最落后国家一起排在世界最后几位。30年后，中国不仅取得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脱贫成绩，而且世界也公认中国在体制改革上取得了扎实的进展。而一切照搬西方体制的俄罗斯，反而备受西方质疑，还被美国说成是“制度没有改动”，仍旧是“独裁”。 改革开放使中国命运彻底跳出近代史以来的“下降通道”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命运从最低点“反转”的话，改革开放就使中国命运彻底跳出了近代史以来的“下降通道”。从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仅使世界最大的人群摆脱贫困，成为中国历史上惠民最多的一次改革，同时更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最快的时期。 1978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5%、日本的15.2%、西德的20.6%，但中国当时与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比GDP的差距还要大。当年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小时起降60架飞机，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小时起降2架；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中国当时给世界留下最深的印象还是僵化。几乎所有当时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都是古板的蓝色和灰色衣着。邓曾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曾担任过驻北京记者的美国《华盛顿时报》副主编芭芭拉•斯莱文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被强求过一种所谓的“平等”生活，这种所谓的“平等”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水准低下、单调乏味的生活，人们衣着也古板划一，当时中国人的个性和创造力被无情地压抑。 30年后，不仅中国GDP上升到世界第4位，相当于日本的74.9%、德国的99.5%。对于中国整体国力的巨大变化，海外华人的感受最敏感。改革开放初期，在一些国人眼中，美国就似天堂，国内甚至对“美国月亮是否比中国圆”大加争论。美国《侨报》12月15日刊登一篇读者来信称，现在活跃于美国各大学的大陆背景华裔教授，不少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留美的。加州一位华裔教授曾感叹，当年出国来美时，感觉中美差距特别大，所以毕业后选择留下来，享受有房有车的美国生活，可现在的大陆留学生来美后，直呼“洛杉矶就像农村”。来信说，美国这30年的变化不能说不大，但渣打银行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的“中国年”理论认为，1个“中国年”相当于4个“美国年”。若以此算，中国过去用30年的时间，走了美国120年的道路。 许多西方媒体近年来热衷把印度的改革和发展与中国相比。一名曾在印度长期生活的华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近年来印度也实施了一定的改革措施，经济增长率比较高，并因其“民主”而受到西方的热捧。但实际上，印度在社会结构、体制，特别是人们的各种观念等方面变化很缓慢。直到现在，印度给外界的第一印象仍是泰姬陵，在印第一大城市孟买，人们游览的首选目标仍是印度门附近有上百年历史的殖民地时期建筑。而如果隔几个月回到中国，就有一种认不出来的新感觉。鸟巢成了中国一个新的象征，上海浦东的现代化建筑群也早已代替外滩成为国内外游客的首选，北京天安门旁边甚至放了一个“巨蛋”（国家大剧院），虽然曾有许多争议，但也说明中国人思维的活跃，以及整个中国日新月异的活力。 中国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邓确定的改革通过了稳定性检验 “在世界近几十年的历史上，中国并不是一个改革的先行者，但确实成为可以学习的成功典范，特别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认为，中国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利用改革开放的利器，努力实现稳定与发展的双重目标。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不久前谈到中国改革时也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事实上，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都要经历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过，“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 瑞典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家卡罗琳娜•帕林博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苏联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称得上是巨船。常识告诉我们，大船或是巨船调转方向时，绝不可速度过快、用力过猛。帕林告诉记者，总结起来，前苏联历史上的数次改革之所以失败，先是因为态度不够坚定，很多本来有效的改革没有被贯彻下去；后来是改得“太坚决”，不顾国家的历史、现实、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等，奢望一夜成为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结果民主梦没有实现，国家的实力却倒退了几十年。 来自美国的墨西哥首都大学学者李若丝专门研究政治社会学。从1973年第一次到中国，她就对中国一直很关注。李若丝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20多年来拉美国家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许多国家实现政党轮替以及民选政府的确立，就是一个很大变化。然而从改革角度而言，在拉美只能说是有改变，而非改革。这种改变有时是政权的更替，有时不过是名字的变化而已。” 在墨西哥生活多年的李若丝说，前两天，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在一个电视讲话中说，从前墨西哥人没有自由，但是现在墨西哥人享受到了自由。可是李若丝怀疑这种说法。“自由是什么？是人们自由说话的权利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但她接着说，自由也是人民能自由享受食物，能自由接受教育，甚至是自由地在街上散步。李若丝说，“在墨西哥，很多人接受不起教育，家长甚至无法为孩子提供写字用的笔和纸。在街头的车流中，你随时可见冒着生命危险擦车窗玻璃的孩子和父母。缺少教育，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缓慢的”。李若丝显得有点激动地说：“自由，更是对政府的信任。你相信走在街头很安全，想看场电影就自己去了，不会有人随时抢劫你，掏出枪来冲你射击。而现在的墨西哥，人们没有安全感。出门只敢叫熟悉的出租车，也只敢在小区院子里散步。这样如何能谈自由？今年8月我去英国看儿子，回来一看家里堆积的报纸，上面的消息不是绑架就是抢劫，还有枪杀，再就是人们的游行反抗。这样的国家怎么会让人感觉到自由？” 近几天，世界媒体都在议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同时它们更关注中国的下一个30年如何走。2008年也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另外，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贫富差距，面临着问题奶粉事件折射的社会诚信危机，面临从瓮安事件暴露的公共管理问题。一些西方媒体担忧中国的“未来不会平坦”。对此，俄塔社评论称，中国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根据邓的提议于1978年12月确定的方针政策通过了稳定性检验，北京不打算偏离改革总路线。至于困难，正如中国人所言：“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重要的是具有奋斗和向前走的意志。 瑞典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家帕林博士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很少有像中国这样保持了30年持续变革勇气与激情的国家。事实上，这30年来中国的改革并非像现在人们看到的那样一帆风顺，但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改革的决心并没有丝毫变化。只有改革才使得中国稳定地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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