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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引发了世界范围内褒贬各异的一波波“中国热”,更带来了新思维、新话语、新认知。在本书中,作者结合自己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用生动平实的语言探讨了普通读者关心的诸多热点。 贫富差距的扩大,已成为事关我国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我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诸如“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一类的说法是否准确?作者通过自己在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亲身经历,对此进行了冷静的分析。 中国贫富差距超过印度? 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首先要对自身的现状有实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甚至超过印度,成了“亚洲之最”。还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种观点与我在世界各国实地观察得出的结论,有相当大的差异。 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它们的贫民窟规模超过中国3倍、5倍、10倍,甚至更多。诚然,我们的大城市中贫富差距不小,有不少“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陋宅,但这不等于“贫民窟”的概念。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是成片甚至一望无际的,是非常拥挤、肮脏、居住条件极差的简陋窝棚。 以印度最大的城市孟买为例,该市人口的60%住在贫民窟。恶劣的居住条件是我们难以想像的:窝棚大多用铁皮、油毛毡、塑料布搭成,到处是垃圾和尘土,平均五六百人公用一个厕所,传染病频发。 印度还有大量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一次,我早上6点多坐飞机到加尔各答,从机场到市中心大约半小时车程,一路看到数以百计的穷人睡在路边、桥洞和墙角下。就个人感受而言,我在孟买、加尔各答两个城市看到的贫困现象,比在中国过去20年来看到的加在一起还要多。 我还到过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叫做Kibera的贫民窟,但司机只带我在外面转了一圈,解释说:“除非警车开道,否则给我1000美金也不敢进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在重兵保护下去这个贫民窟访贫问苦,当地居民打着标语欢迎他:“我们在挨饿!”“我们在生病!”“我们正在死去!”“我们的孩子没学上!”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现状。 别国为何没有“春运”现象 中国有个特殊的“春运”现象。为什么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返乡?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大部分农民工在家乡有亲人,还有自己或亲人的土地和私宅。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很大比例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们全家老少流入城市,一旦千辛万苦地进了城,就绝对不走了,更舍不得花钱返乡。 有统计数字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0.40。问题在于,基尼系数计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而不考虑一个人是否在事实上拥有土地、私宅及其价值。有没有土地和私宅,对一个农民,甚至对整个社会的百姓来说,可能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天地之别。我想,有志于研究贫富差距的学者,应该把这些因素也考虑进去,分析的结果可能更有说服力。 甚至可以做这么一个粗浅的比较: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20个小时,并且把一路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外开两个小时看到的。更何况,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边还是该国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 至于“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论点,则可能是出于善意的无知。我访问过加纳、肯尼亚、斯威士兰等地的农家,都是离首都不到三刻钟车程的地方,看到大部分农民住的还是土房和草房,即使是砖房,上面也是稻草或铁皮压上几块砖的屋顶。房子往往没有门,只有一块布帘。连半导体收音机都还没有普及。而中国的多数农民在过去20多年里都新盖了砖房,不仅彩电大大普及,农村的网民也已接近4000万。 以上只是个人的一家之言,力求使我们在观察贫富差距问题时能有多元的参考坐标。但这样做,绝不是说我们不必重视自己的贫富差距问题,恰恰相反,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贫富差距扩大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为棘手,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中国触动全球》连载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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