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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西方领导人一直在尝试找到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方法。事实证明,中国内部也有着类似西方的争论。 在2005年,当西方第一次要求中国在非洲遵守国际规则、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带头、为国际安全作出更多贡献、放弃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北京并没能好好回应。谁能责怪它呢。不久以前,中国领导人忙于搞国内重点事务,很少考虑在外国的后果。他们认为他们最大的国际贡献就是解决13亿中国人的吃住问题。 北京仍有少数人对西方的要求持怀疑态度,担心西方的阴谋。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Jiang Yong)。江涌在2007年年中警告说,华盛顿呼吁中国接受更多国际责任,这其实只是它阻挠中国崛起的一种方式。江涌认为,由于现有的全球经济秩序及规则是西方制定的,因此它们符合西方的利益,而不是符合中国的利益。例如,如果中国遵守WTO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定,中国就受限于低技术、低成本制造商的角色。同样地,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的规定将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江涌而言,这些都是压住中国的狡猾战略。 公开支持这些理论的著名思想家并不多。那就是说,人们并不认为北京纯粹按照西方的规矩做事。温和派愿意把中国的新义务当作事实来接受,认为中国应该最大程度地尊重这些义务。 例如北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Shi Yinhong)于2007年年末在《人民日报》的在线论坛上表示,尽管中国没有必要按照西方的调子跳舞,但如果继续拒绝成为“负责人的利益攸关者”,可能会疏远其他国家(甚至疏远发展中国家)。北京中央党校教授刘建飞(Liu Jianfei)应和这种观点。时殷弘和刘建飞的观点已经变成北京的主导观点,他们认为无论喜欢与否,中国必须接受更大的国际角色。窍门就在于“由中国定义”。外交部长杨洁篪2008年3月的人大致辞最能反映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杨洁篪认为,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应该考虑自身利益,参与定义界定。 这种想法获得很多支持者,当中包括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Qin Yaqing)。秦亚青指出,中国和西方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及环境保护等问题上的共同点比在人道干预等问题上的共同点要多,意味着中国应该在前一方面合作,而不是在后一方面合作。其他的合作领域可能包括推动亚洲经济融合,帮助解决朝鲜核问题等。中国还需要确保,引进任何现有的国际体系必须符合自身利益。但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外交政策应该继续符合中国的关键利益:经济发展。 这种现实主义学派取得支配地位,对华盛顿而言喜忧参半。好消息是中国领导人如今明白成为全球良好公民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意味着他们将接受在美中优先重合的领域进行合作的建议。坏消息是,中国认为它的国际地位上升,而美国的国际地位下降,在作出任何让步之前,中国会极力讨价还价。美国制定规则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中国如今将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接触国际体系。有经验的商人将告诉你,即使处于弱势,中国人也是难对付的谈判者。如今,全球势力平衡向他们倾斜,达成协议仍然是有可能的,但代价可能高得多。(作者:Minxin Pei;原标题:走出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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