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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世界报》2月23日文章】题:世界领袖和宽容(作者 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名誉救授弗朗索瓦·富尔凯) 长期以来,人类已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社会。说社会就意味着权力。眼下存在着一种世界性权力,身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已掌控它约70年了。谁将接替美国的领导地位呢?因为想到会出现一个人们愿意相信的、平衡且没有战争的多极世界,人们不再担心。 而在经济方面,自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从来都只有占优势的一极。在从一个领导地位向另一个过渡的时刻,确实存在着某种迟疑,例如从荷兰到英国,在20世纪从英国到美国。当时都属于世界战争混乱时期。但不可能出现两个世界领袖。 随着新兴国家实力的上升,人们大谈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它雄心勃勃、好像要夺得世界领袖的地位,重新成为它过去曾认为已经是了的中原帝国。一些观察家如此解读它2009年在20国集团峰会或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态度。记者蒂埃里·沃尔顿告诉我们,“它现在要求参与管理世界”。可这是一种幻想:只要它依然受自己的政治和信仰体制的束缚,就不具备实现这一抱负的手段。 英国在从荷兰那里夺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前,就已经受益于源自这个小邻国的聪明才智的“文明输血”。同样,美国也是从欧洲、特别是从英国那里承袭了才干、技术、科学和企业精神等方面更优秀的因素而变得闪闪发光:这是一种穿越大西洋的了不起的“文明输血”,比单纯的技术转让好得多。 在这种输血中,有一种人们难以辨认出、但又十分重要的细小因素:宽容。对于一个能够行使欧洲经济界领导权的大国来说,宽容是基本条件,为了吸引资金,就要什么都接受,包括在宗教方面。 阿姆斯特丹曾接待欧洲所有的难民,无论他们是遭受驱逐的葡萄牙犹太人,还是躲避将国家权力与宗教权威混为一谈的路易十六天主教狂热的法国新教徒,后者大多是手工业者、银行家和知识分子。伦敷欢迎所有的人,令我们的哲学家着迷并使得他们产生梦想,特别是伏尔泰,他在那里逗留,并且读洛克的《论宗教宽容》。他后来写出《论宽容》,以此向洛克致敬。 美国人即便在停止对英国人的依赖并拒绝他们的托管时,也从他们那里继承了宝贵的东西:制度精神。如果说他们后来赢得了冷战,是因为民主和人权信仰,巧妙地渗透到了生活在属于刻板且专制信仰的共产党帝国中的人们、甚至领导人的头脑中。 这就是中国眼下没有任何可能领导世界的原因,尽管它在人口众多、工业、外汇储备和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领导,并不是要有分量,也不是要树立威严,而是要有吸引力、引导力:领导权只有被接受才存在,尽管有时是因为被希望而存在。 印度拥有的影响力可能没那么大,但它与欧洲有着同样宽容的传统,它有更多的机会在将来成为一个可能的挑战者。然而,世界在等待的过程中还在变化,而美国还会在很长时间内占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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