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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华早报》8月11日报道】题:西方为什么不必害怕中国 人们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多种解读。 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成功的重商主义国家,牺牲别国利益发展自己。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的修正主义大国,谋求以自己的理解重塑全球体系。但还有观点称中国落后的政治体制注定将崩溃。 而美国麻省埋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爱德华·斯坦菲尔德指出,这些看法都不够全面。 在斯坦菲尔德眼中,中国是一个蛮横莽撞的国家,令人费解的是,它同时又有着一丝不合时宜的浪漫气息。20年前,该国完成了一次理念上的跃进,决心投身于先进的西方国家设计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随后的发展壮大依靠的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通吸收、容纳西方的标准、行为、价值观和理念。 斯坦菲尔德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中国项目的负责人。他认为:“就本质而言,正处于现代化革命巅峰的中国正在做一件空前的大事。它正在参与我们的游戏。” 在其新书《参与我们的游戏: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西方》中,斯坦菲尔德向几乎所有对中国忧心忡忡的人、反华派和灾难预言家的两点疑虑提出了挑战:一是崛起的中国将威胁全球,二是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畸形现象——即政治体制发展和经济变革的脱节——会日渐突出。 斯坦菲尔德说:“美国和西欧国家认为中国对世界经济造成威胁,是因为它们没有从根本上理解现代化生产的流程。”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凭借的是“投身全球化生产”,并由此巩固了自己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在该基础上进行着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斯坦菲尔德因而认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是“最佳配角”。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大规模商品供应商,中国为“主角”发达国家们创造了大量机会去专注于知识的创新和再造——而这比一般商品更难以复制。 身兼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的斯坦菲尔德说:“从经济角度讲,中国是美国等国经济增长的助力器。” 这就是斯坦菲尔德所展现给我们的一个另类的中国故事:中国经济的真正变革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而变革起步时并没有一个周密、完善的长期规划。 中国在经历了经济重挫和政治动荡后,出于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考虑,才向外国企业打开了它工业基地的大门。 而这正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没有通过整合机构、建设法制(如保护知识产权、制订商法、建立货币兑换机制等)促进经济活动,而是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者们留下的体制漏洞百出,但他们毕竟是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并且将国家开放给外资。 斯坦菲尔德说:“教科书的观点是,中国进行内部整顿后融入了全球经济。而在现实中,中国则是先融入了全球经济,随后才进行内部整顿。最终形成的这种秩序既是全球商业世界的选择,也是中国自己的选择。” 选择的核心便是斯坦菲尔德所说的“制度外包”,即中国向其他国家移交权力,由它们设计其国内市场的运作规则。在该过程中,外国可以有选择地改革中国国内工业,井根据特定的国际需要加以重组。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企业间的自发竞争迫使成千上万家国内企业重组,也一并取消了“铁饭碗”的终身制。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中后,生产商们将接受国际质量标准的检验和外国媒体的监督。在外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则要接受海外监督机构的严格监控。 斯坦菲尔德认为,广而言之,中国改革是通过把自己与全球经济的某种秩序联系在一起而从经验主义危机中获得自救。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表现良好,“中国选择的也许是最佳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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