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1月，上海图书馆举办了“一纸飞鸿——上海图书馆馆藏尺牍文献精品展”。我应邀前往观摩，大有收获。 我研究翁同龢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翁同龢喜爱碑帖字画，从研究他的需要出发，也顺便对他以及明清以来的书法家，如董其昌(香光)、成哲亲王(永惺)、吴伟业(梅村)、钱泳(梅溪)、钱谦益(牧斋)、铁保(冶亭)、蝯叟(何绍基)、濠史(杨沂孙)、潘祖荫(伯寅)、李文田(仲约)等数十人的书法予以关注。这次展出的尺牍大致分为书法名家的手札和名人书翰两类。尺牍是书法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对我们从事研究的学者来说，除了欣赏书法艺术的美之外，更看重尺牍中所反映的内容。尺牍的内容一般要比公牍来得真实，尤其是“名心叩”、“付丙”之类的尺牍，往往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图书馆、档案馆无法看到的内容。 这次展览中，张佩纶致李鸿藻的密函引起了我的重点关注，它涉及晚清朝局中许多的人与事。不了解内情的人也许一眼而过，但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完全有对它进行一番解读的必要。密函原文如下： “状元张謇乃吴提督长庆幕客，与朱铭槃、范当世称通州三怪。朱中乙科，已故。范未售，近在合肥处课读。三怪伎俩不同，其为怪一也。吴小轩卒于军中，张及其弟詧干没饷银七千余两，经其部将黄仕林察出，理谕不听。黄本粗直人，怒而之屋中，欲加刑讯，经袁子久辈调处，始吐实缴出若干、弥补若干完结，一时有黄祖杀正平之嘲。后中南元，吴县、虞山均亟称其才华，气焰复振。在籍处一小讲席，干预公事，武断乡曲，每将吴县、虞山所致书悬诸厅事以傲人，闻亦尝就虞山之馆，则鄙人久出都不知其详矣。要其品则与浙之徐琪一类也。此次中式，闻出公手，批‘充畅、饱满、诗可’六字。渠告人云，公见之抱歉，称为季直先生。此合肥所闻。鄙人云：公断不学此时派，非老辈从未称以先生，岂其老而学虞山调乎？！不值一噱。鄙人局外，何暇品题时流，取三五少年之怒，特此辈鬼蜮不可不知，祈公知而疏远之也。蒉状。” 密函涉及多人，为了说清密函出笼的背景，不妨先将他们的事迹略加介绍。吴长庆，字筱轩，一写小轩，安徽庐江(今合肥市)人。1855年奉巡抚福济(元修)之命，率庐江团练，参加镇压太平军。1862年率所部庆字营随李鸿章到上海镇压太平军。次年正式隶属李鸿章。因为不是李鸿章的嫡系，虽官至总兵，仍备受排斥，颇不得意。加上饱闻淮军中种种“劣迹”，始终与李氏保持一定距离。因系诸生出身，虽在军中，十分爱才。张謇系其好友孙如锦介绍，被招入幕。张謇出身贫寒，为人纯孝，长庆待之如先生，专门在军营旁造屋数间，让张謇读书，并教读其子弟，其中也包括袁甲三的子、侄在内。袁保龄，字子久，系袁甲三次子，官至道员。长子袁保恒，字小午，进士出身，官至户部侍郎，是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时的同值。咸同之交，袁甲三督办淮北军务，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两人关系密切，所以，翁袁两家早有往来，袁氏两兄弟常常出入京师翁宅。袁世凯，字慰廷，是袁甲三的侄子，当时也在吴营受教于张謇，这也是后来张袁两人结缘之始。吴长庆除了礼遇张謇，深知其贫困，在经济上时不时予以接济。吴氏对张謇、张詧兄弟的关爱照顾，引起了黄仕林等赳赳武夫的不满。1884年吴氏病死金州防营后，黄氏一伙遂制造了勒索迫害张氏兄弟的一幕。袁保龄深知其中内情，所以，对张謇、张詧兄弟格外关顾，对黄仕林的辱张之事表示强烈不满。张謇曾于1882年8月，随吴长庆军入朝，镇压兵变。事后他写了有关解决朝鲜问题“六策”，呈送李鸿章，希望其转奏朝廷，却遭到李氏否决。张謇从此认定李氏并非“靖邦定国之才”。“六策”虽未上达，但在京师官员中很快传开，引起了潘祖荫(今苏州市吴县人)、翁同龢(常熟人，虞山代指翁氏)的关注，待知其为人纯孝，便有意栽培。1885年张謇考中“南元”，成为举人。后在江苏赣榆、崇明(今属上海)书院掌教。1894年4月，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旬万寿，清廷特地举行恩科会试，张謇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是科主考官为李鸿藻，副主考官为徐郙、汪鸣銮、杨颐。李氏，字兰荪，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曾任同治帝师，官至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翁同龢的至好。翁同龢及其父翁心存均曾任弘德殿行走，与李鸿藻先后任同治帝师。光绪改元后，翁同龢任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两人同为军机大臣，在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中，均主克修战备，出兵越南，抗击法军侵略，对于李鸿章对法妥协表示不满。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翁同龢、李鸿藻奉旨列席军机会议，力主抗击日本侵略，“佐少主，张国威”，支持光绪帝主战。而李鸿章一味主和避战，挽请英俄调停，对战守未作充分准备，以致中国着着落后。文廷式、安维峻、张謇、余联沅参劾丁汝昌胆怯，李鸿章谈和避战，要求将他们严惩。李鸿藻在军机会上“抗论，谓合肥有心贻误”。翁同龢力赞其说：“高阳正论，不得谓非贻误。”要求对李鸿章进行“严议”。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远在天津李鸿章北洋大臣衙门中的张佩纶给李鸿藻写了上面一封密信。 密信对张謇的人格极尽诬蔑之能事，除了所谓的“干没吴氏饷银”外，辱骂张謇为“时流”，将其和范当世及李铭槃比作南通“三怪”，甚至喻为徐琪一流。徐琪即徐祺，字花农，号玉可，进士，浙江杭州人，杭州诂经精舍肄业，原本是翁同龢的门生，为人好投机取巧，为士林所瞧不起(这点张佩纶比徐祺有过之而无不及)。密函将张謇等主战官僚斥责李鸿章主和避战误国的正当行为说成是“鬼蜮”行径，同时对翁同龢和已故的潘祖荫也一并加以讥评，实际上是对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斥李(鸿章)主和避战”的不满。密函全篇所写内容都来自“合肥所闻”，实际上也反映了李鸿章对李鸿藻和翁同龢以及张謇等主战派的不满。这封密函是否出自李鸿章的授意，已不得而知，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张佩纶本人善于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品格很有关系，盛昱(伯熙)在1884年一次评量当朝人物时，就“力诋张幼樵(指张佩纶)一‘巧’字”。 张佩纶，字幼樵，一字绳庵，又字蒉斋，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同治进士。光绪初年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与宝廷(竹坡)、吴大澂(清卿)、陈宝琛(伯潜)，号称“清流派”，奉“高阳(李鸿藻)为领袖”。李氏为同治帝师，言行举止朝野瞩目，所以，与此辈交往比较谨慎，于是张佩纶遂改投李鸿章。平日言大而夸，专肆弹劾权贵。1880年1月，翁同龢侄子翁曾桂都察院汉员京察列为一等。当时列为一等的汉员还有余上华、胡聘之、冯尔昌、林拱枢(林则徐后人)。张佩纶立即上奏弹劾，以翁曾桂既非科甲出身，又非刑部提调，作为大员子弟不应列为一等，矛头直指翁同龢。嗣经吏部、刑部查照则例，认为翁曾桂京察一等“合例”，廷旨“毋庸置议”，直到此时，张佩纶才无话可说。翁曾桂在刑部任职十多年，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就是由他具体审理了结的。以资历，以功劳而论，京察一等名实相符，张佩纶上奏弹劾，意在“邀誉”。 1884年张佩纶被派往福建，会办海疆事务。7月15日，法国舰队强行闯入马尾港，张佩纶不作战备，并禁止港内福建水师舰只移动和添配弹药，自缚手足，听任法国舰队与福建水师同泊港内长达一个多月。19日，法军提出撤兵、赔款的最后通牒，被清廷拒绝。中法海军交战在即，张佩纶仍不作迎战准备。23日，法国舰队向福建水师舰只发炮，福建水师未及升火起锚反击，在不到半小时内，即被击沉七艘舰船，官兵伤亡七百余人。马尾船厂亦被法军轰毁。张佩纶听到法军轰击福建水师的炮声时，正在午睡，未及整装，“身着短裤赤脚逃三十里”，在仆从的护卫下，惊慌失措逃往鼓山彭田乡一家祠堂躲避。乡民气愤不过，准备夜里放火烧死他，吓得他连夜再逃。 事后，他向朝廷谎报军情，并云船厂未毁。但福建在京官吏很快将他弃军逃跑的情况报告了朝廷。奉旨锁拿进京治罪，被遣戍张家口军台。未及期满(一说期满)，李鸿章将他赎回，并将己女嫁给他。其时张氏已是四十开外的年纪，又结婚多次，所以，李家子女对这场婚姻都不表示赞成。张佩纶成了李鸿章女婿后，为李鸿章谋划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张佩纶之所以致李鸿藻密函，是想利用当年他与李鸿藻的关系，说明自己仍然效忠于李鸿藻，以便日后徐图再起。同时也通过密函反映他与李鸿章对主战派的不满，要李鸿藻与翁同龢划清界限，“不学虞山之调”，对张謇等主战派的“鬼蜮”“不可不知”，须加防备，对主战派“疏远之”，借此达到离间李鸿藻和翁同龢之间关系，分化瓦解张謇等主战派官僚的目的。密函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初期李鸿章同李鸿藻、翁同龢等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 张佩纶在北洋衙门内的种种干预活动引起了御史们的不满。9月11日，御史端良参劾张佩纶干预公事，请驱令回籍。奉旨：“张佩纶获咎甚重，发遣释回，犹复在李鸿章处干预公事，实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驱令回籍，毋许逗留。”直到此时张佩纶干预朝政的活动才告终止。此后他移居南京，坐待时机而起。 张佩纶致李鸿藻的密函后来辗转到了废帝溥仪手里。溥仪看后，批了“识微鉴远”四个字。这四个字同样耐人寻味，大有针对翁同龢和张謇的意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避居上海。看到1875年(光绪元年)翁同龢致上海道冯焌光的两封函札后，旁批：“此信当作于光绪元年，时值穆宗(指同治帝)大丧，常熟(指翁同龢)与醇贤亲王(奕)奉命相度陵地，故有遵化、易州之行。因忆余宣统二年直班西陵，寄宿野寺，见壁间常熟题诗殆遍，与醇邸唱和者居多，推崇备至，用以结纳皇帝本身父，寻有毓庆宫授读之命。尝谓同、光、宣三朝圣学不如道、咸以前，师傅诸臣已不能宽其责备，况离间母子，援引康梁，邪说一兴，国本动摇，不仅清室以墟，沧海横流，且不知如何收拾，可胜慨哉！”直将清朝灭亡归咎到李鸿藻、翁同龢等书房师傅头上。张謇在辛亥革命中赞成共和，参加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担任实业总长，并代为起草了宣统帝退位诏书。这对退位的废帝来说，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的心情，所批“识微鉴远”四字，显然是对张謇附和辛亥革命、赞同结束清朝统治有感而发的，这也让我们进一步看清张佩纶这封密函所起影响是如何的深远。 |
|
ICP备案号:豫ICP备0501579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