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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目标对比：一个实干一个“忽悠” 没有想到，在输入“奥巴马忽悠”两个关键词之后，百度竟然找到了相关结果约254万条。其中排在首位的是1月22日香港财经评论员、新浪财经专栏作家梁海明撰写的《奥巴马说美国复苏纯属忽悠》。 1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第二任第二年度的国情咨文演讲。在国情咨文中，奥巴马三次提到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谈到贸易问题，第三次提到中国是气候变化。他说，“但就如我们所说，中国想制定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的规则。那会让我们的工人和企业处于劣势。我们怎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应当制定规则。我们应当确保公平竞争。” 引发忽悠质疑的是奥巴马“非同寻常的自信”宣告：“此时此刻，美国经济增长，赤字减少，产业兴盛，能源生产蓬勃发展。我们已经从衰退中崛起，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自由地书写我们的未来。” 中国虽然也会对美国的攻击进行针锋相对地回应，但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还是以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其他经济体更多的看作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 比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1日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特别致辞时指出：“我们没有采取强刺激，而是强力推进改革。”他强调，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既有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也是内在的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不一味追求速度，紧绷的供求关系变得舒缓，重荷的资源环境得以减负，可以腾出手来推进结构性改革，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发展阶段演进。 从总理的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出发点立足于国内，基调是改革和实干。这与美国一心要“引领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经济是改革、实干精神的最大获益者。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不仅继续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成为“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另一成员。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蜕变历程：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9万多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便突破2万亿美元；2009年则超过5万亿美元；2014年成功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从经济规模跨入“万亿美元俱乐部”，到跃居成为“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一员，中国仅用14年时间。 反观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规模在1970年为1万亿美元，而到2001年才达到10万亿美元，其间用了31年。 在进入“10万亿美元俱乐部”之后，中国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强调，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还是排在90名左右，“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有关标准，我们恐怕还有2亿左右的贫困人口”。 但对于中国的这一现实情况，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是视而不见的。美国忧虑的只是世界经济主导权会被中国夺去，所以奥巴马强调美国才是规则的制定者，公平竞争的维护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表示，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及中国时传递的信号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恰恰说明当前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美方处理中美关系时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美国非常担心有新的强权出现，重新制定世界规则，同时希望在国内通过推行再工业化振兴国内经济，这恰恰与中国存在某种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等全球性议题上，美国无法单凭自身实力应对，需要与中国合作。 中国的一名网友也愤慨地说：“你们美国要富起来，中国就不用？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更需要物质上的富有！现在经济全球化不能由资本主义国家死死掌握，发展中国家也需积极应对，这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具体体现。” 在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中，更强调“中美竞争”而没有了以往常常出现的“中国威胁”，这是一个积极变化。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中国作为一个实干者仍会继续干下去，奥巴马给外界的忽悠印象何时才能转变呢？ 奥巴马的如意算盘难以如愿 2015年1月20日晚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其任内第六个国情咨文，在向美国公众报告未来一年的工作要点的同时，也向盘踞国会两院的共和党人发出了政策博弈的邀请。奥氏的话音刚落，新近当选国会参议员的艾奥瓦州共和党人琼妮·厄恩斯特代表本党发表了长达10分钟的回应讲话。而米特·罗姆尼、兰德·保罗等对2016年总统大选跃跃欲试的政治人物也纷纷通过网络表达了对奥巴马政策议程的不懈与抨击。 不同于政府工作报告，国情咨文不但是以总统第一人称铺陈的，而且也完全代表着其个人（最多包括其团队）的政策主张。就奥巴马的这份国情咨文来说，广泛涉及税收改革、医疗、教育、移民、气候变化、贸易促进授权、国际反恐合作、美古关系等议题并不令人意外。具体而言，除了税收制度改革以实现贫富再分配颇有为2016大选定调的意味之外，其他议题大都是奥巴马最后两年任期中需要竭力维持或全力实现的政策领域，关于其历史定位与执政遗产。 但就共和党阵营而言，奥巴马的如意算盘似乎难以如愿。虽然琼妮·厄恩斯特在竞选中许下了“让华盛顿恢复常态”的承诺，但在代表共和党发言时，她仍旧毫不留情地与奥氏划清了界限：推翻奥巴马医改、废除奥巴马的移民新政行政令、早日批准拱心石输油管道项目等主张都并未给奥巴马留下任何妥协的空间。而在税收改革上，厄恩斯特也准确地表达出了共和党的党争技巧：同意推进，但不能对奥巴马提出的方案照单全收。只有在贸易促进授权上，共和党一如既往地阐明了积极的立场。关于TPP能否最终落实的贸易促进授权可谓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政策的支点，但颇为讽刺的是，出于劳工利益等原因，民主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却持续不断。换言之，当奥巴马难得能与共和党达成某种共识之时，他却不得不忙于安抚党内的不同利益诉求。 从两党就国情咨文而展开的对决中不难看出，如今的美国政党政治最为缺乏的是所谓的妥协精神。作为民主政治中高超技巧的妥协几乎贯穿着美国国家成长的历史，但在1990年代党争极化日渐成为潮流之后，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甚至是某一党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却越发势如水火，难以低头、达成妥协，最终导致了以政府关门为表征的政府失灵与政策失效。关于极化而不妥协的解释众多，很大程度上与美国选任官员特别是国会议员的双重身份定位有关。他们首先是候选人，需要对一小部分选民进行充分回应。而竞选中的初选制度又促成了本党立场极端化的趋势。于是，代表着所在党极端立场的且足以回应选区选民利益的候选人走上了国会山。而当这些人面对第二个角色即国家政策制定者或国家利益捍卫者之时，他们难以避免地从偏狭的党派或地区诉求出发，从而反对另一个党政策偏好。如此的华府怪圈在美国遭遇重大国家挑战时则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共和党内部涌现出茶党势力的原因之一。客观而言，在熊彼得意义上的竞争性民主体制中，如果两党无法在关乎国家未来的方向性议题上具有共识的话，政党政治的效用也就势必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反面。这也正是当今纠缠于全民医改、联邦预算、移民改革等重大议题的驴象政治的现实窘况。 奥巴马与共和党人的长期对峙，令公众对双方都渐渐失去了信心，但却有别无选择。对奥巴马而言，其历史性当选的大背景即民意对共和党政府在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中的失败表现，而其竞选承诺也在共和党的阻挠下无法兑现。对共和党人而言，虽然他们除了说“不”和反对奥巴马之外，甚至难以提出自己的替代版本，但还是可能在选民失望的情况下得到某些机会，比如去年中期选举中的胜利。 值得玩味的是，即便在剩余任期内将无法摆脱“跛脚”的困境，但奥巴马还是极为积极且具有行动力地安排着其既定议程。比如，本次国情咨文的时间安排及1月20日堪称1999年以来最早的一次，如此安排被外界解读为是为了奥巴马访问印度、并参加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日阅兵而让路。共和党在这个安排上的配合，也足见其至少在奥巴马亚太战略上的某种认同。换言之，即便民主共和两党在众多国内与国际事务上毫无妥协意图，但在亚太政策上却持续显示出高度一致，这对我们而言是更值得务实关注的趋势。 当前的世界经济怎么了 2014年下半年，世界经济突然给出了令许多人颇感意外的数据。首先是油价暴跌，国际原油价格6月份的时候还是100多美元一桶，到了年底却已经掉到了每桶50多美元，跌去了一半。其次是卢布暴跌，上半年，卢布还徘徊在30到35卢布兑1美元，到了冬天，却跌到了50多卢布兑1美元，12月中旬甚至还跌破过80卢布兑1美元。再次是美国经济增速创下11年新高，2014年3季度美国gdp增速达到了5%。看着这些数字，人们不禁要问，当前的世界经济怎么了？中国会怎样？ 关于原油暴跌 阴谋论者认为，油价暴跌是美国一手策划的。他们认为，为了惩罚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美国联合多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除了公布的那些措施之外，还打压石油价格。因为只要把原油的价格压下来了，俄罗斯的经济就会崩溃，俄罗斯就会退让。于是，美国故意压低石油价格。另一类阴谋论者认为，油价暴跌是沙特们的诡计。因为对于常规石油生产者来说，最大的对手是页岩油的生产者，而页岩油的生产成本大约六七十美元一桶。因此为了把页岩油赶出市场，以沙特为首的石油生产商故意压低石油价格。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恐怕要复杂得多。第一，考虑世界经济的问题，必须先看大势。国际油价的涨跌和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是紧密相关的。第二，考虑世界经济问题，应该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经济决定世界政治。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全面一些。第三，当然也不能忘记世界政治对世界经济是有反作用的。认识世界经济的变化，不考虑世界政治的变化不行。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表现为资本、技术、管理等资源的全球配置和扩散，导致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只是这个结果在2008年以前因牙买加体系的缺陷而被名义货币估值等假象所掩盖和约束。但是，被掩盖和约束，并不意味着名义向真实回归的力量不存在。而且，当这个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因制度缺陷而产生的假象对真实的掩盖必然会被冲破。“回归”从台下上到了台面。只是这个过程颇为痛苦。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是2010—2012年的“欧债危机”，都是“回归”过程中带来的破坏，是经济现实对制度缺陷的报复。为了减少各种危机的损失，世界各国纷纷出手试图稳定局势，这包括了中国的“四万亿”，美国的qe，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欧债危机”的救援等等措施。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第一，这些都只是缓解痛苦之策，是带着三分毒的药；第二，名义财富向真实财富回归是一个必然趋势，偏离得越远，回归时的痛苦会越大；第三，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是世界和平、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只要基础条件不变，这些发展中国家还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快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油价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经历了1999年到2008年的持续上涨，是顺势的。但是，如果没有牙买加体系的制度缺陷，能涨成那样吗？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顺势推高是对包括高速增长国家在内的石油消费大国们征收石油特别税。不仅是石油，其他大宗商品在这阶段都大涨特涨，抑制的就是高速增长大国的发展。这不，沙特的大臣最近说，实际上他们原油的生产成本是几个美元。也就是说，他只要卖个十几二十美元的，就大赚了。当然世界原油生产的平均成本不可能只有几个美元一桶，但就算要十多个美元一桶，这个顺势也还是顺势推得太高了，100多美元一桶啊！当然，这影响不了世界经济的大势。只是为积蓄“回归”的能量多尽了一分力量而已。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虽然在世界经济因再平衡开始而导致危机，油价出现了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暴跌，但是各国狂吃了一通“金融止痛片”后，油价也就顺势重新走高。但是，真的应该走得那么高吗？当然不应该，但也可以理解为这只是再一次为“回归”积蓄力量。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世界和平、经济科技进步迅速的当代，一个商品的高额利润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尤其这个利润率已经高到了百分之几百。替代品一定早就跃跃欲试了。当“四万亿”结束了，qe结束了，“欧债危机”结束了，“回归”的力量一定会追问石油的高额利润是否真的是即期需求和供给平衡的必然。更何况，经过十多年的准备，替代品当然要出来瓜分超高利润了。如果不是页岩油，也一定会有其他替代品；不是2014年，也逃不过2015年、2016年的。 关于卢布暴跌 有了上述基本判断，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卢布的暴跌了。“回归”是回归什么呢？当然是从虚高的名义价值向实际价值回归了，油价是虚高，把自己的价格定到了远远高于成本的位置上，并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坚持在高位。于是终于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下来了。俄罗斯经济呢？是不是也同样存在虚高问题？ 如果我们剔除政治考虑专心看经济，我们的回答就会是“是的”。俄罗斯的什么产品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当然只有能源资源和军火。虽然普京送给习近平总书记的手机也很好，但是在世界市场上占了多大份额？俄罗斯没有阿里巴巴、苹果、孟山都和辉瑞，也没有富士康、小米、格力和华为，连7亿吨钢铁、20亿吨水泥、5亿吨粮食的产能和市场都没有。这样的经济体能源资源和军火的估值当然在所有资产的估值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了。其结果是：如果这两者在世界上的估值高了，整个经济体的估值也就高了；如果两者的估值低了，整个经济体的估值也就下来了。因为军火在经济中的比重实在不大，因此俄罗斯经济是否虚高便决定于能源资源的估值是否虚高。既然如此，当人们发现能源资源的价格跌去了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卢布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当然世界政治对世界经济的反作用也不能忘记了。要说估值出了问题，虚高就要立即“回归”本也并不尽然。为了避免短期了爆发“回归”造成巨大痛苦，世界实际上已经准备了很好的缓冲机制。因此，即使是国际金融危机那么大的冲击，通过世界各大经济体分头以金融手段为国际金融危机“托市”，破坏也被减少到了最小；对付“欧债危机”时也是各国纷纷相助，硬生生阻止了“欧猪五国”的崩溃，欧盟还干脆为五国吸掉了大部分危机能量。但是，俄罗斯却没那么幸运。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仅没有给俄罗斯提供一点帮助，反而还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幅度，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政治的推波助澜下，短期“回归”，卢布怎能不面临断崖。还好，除了西方阵营以外，现在也还有了其他力量，所以卢布应该能够稳定一阵。但因为现在的世界经济仍然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俄罗斯经济本身又确实存在问题，因此，如果西方阵营加大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使用，卢布再下一个台阶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关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速 依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再来看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 首先是美国目前的繁荣。5%是一个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吗？当然不是。一方面，美国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得益者，但与世界上其他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的国家不同，美国得到的好处更多的是依据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通过早就设定的制度来获得的。比如通过美元向全世界征收了无数的铸币税，而且全球化越发展，使用美元越多，美国得益就越大。另一方面，因为美国是世界科学技术、经济手段最大的发明者，是许多成熟管理模式的拥有者，使得他除了自己通过高投入创造出来，很难通过引进来实现发展。因此，即使包括20世纪90年代的战后最长繁荣时期（1992—2000年均增长率高达3.8%），冷战结束23年以来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速也不过2.5%多一点。由于我们看不到美国任何能在未来十年达到1990年代那9年繁荣的可能性，因此，只能把当前的繁荣看作危机后的报复性反弹。若论持续，未来十年顶多也就会有个年均3%左右。 再来看中国。与美国一样，中国也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但同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之所得来自于自身的制度改进和经济要素投入，而非收取好处费。因此，看中国经济发展就得看这两个方面。从制度改进方面看，中国1978—2012年的改革对应的是约10%的增长，当然这是和人口红利，技术引进，高储蓄、高投入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中国从2013年又展开了一轮新的更全面深刻的改革，这一轮新的改革所能带来的新的正面效应应该不小于上一轮。因此，对比便主要转移到了经济要素方面。显然，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未来十年将进入持平并略有下降，与前三十年的不断增长相比是不如的。储蓄、投入增长速度也不会比前三十年差，引进技术方面也还有一定余地。但环境容量的余地和前三十年已经无法相比，因此增长只能更多地依赖于产业结构的提升，这就预设了比前三十年高得多的成本。这些叠加的结果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但这个高速是“新常态”下的高速，大约会比前三十年的平均增速低3个百分点左右。 我们相信，未来的2015年会比2014年稳定得多，美国虽然难以达到年增5%的增速，但继续复苏是可见的。中国经济虽然还会面临许多成长中的烦恼，但在“新常态”下“稳中求进”一点问题都没有。在美国的带动下，欧盟的经济同样会转好。为了不往下走，日本会不断自我刺激，以待更远的未来经济对刺激麻木。由于2015年还不至于麻木，因此日本经济也会延续2014年的状况。麻烦的是各能源资源出口大国。好在这些国家实际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全加起来也到不了10%，在世界已经有了2014年底的心理准备之后，他们的麻烦已经不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 BIT谈判并不意味中国要向美国制定的贸易标准妥协 谈及2014年对于中美在经贸领域取得的成果，费德玮（Jonathan Fritz）一脸兴奋。尽管去年8月才刚到中国，这位新上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公使衔经济参赞见证了中美经贸关系在去年年末的加速发展。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费德玮细数去年中美在经贸领域取得的成果，“随着奥巴马总统去年末访华，中美在双边投资协定（BIT）与信息技术扩围谈判（ITA）达成的共识，再加上延长商务、留学签证时间，都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亮点。” 尽管目前中美双方依旧在BIT和ITA的谈判中博弈，展望今年，费德玮依旧乐观。他告诉记者，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会延续去年的好势头，尤其会加紧在BIT领域的磋商。在他看来，中美BIT谈判的达成将会使双边投资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美国乐见中国引领亚太自由贸易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中美经贸关系中给你留下最深影响的是哪些事？ 费德玮：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各种数据反应的现实。2013年美中双边关系总量约为6000亿美元，双边投资量也以数十亿美元的增量快速发展。中美双边的经贸关系越来越成熟。奥巴马总统去年11月来北京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吸引了无数关注。就经济意义而言，奥巴马的中国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美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也迎来了新的变化。 一个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成果便是奥巴马在北京宣布对华新签证措施，中国公民赴美商业旅游签证将延长至10年，赴美学生签证将延长至5年。我相信这将对中美双边的教育、旅游以及商务往来产生巨大影响。 其次，中美双方在气候问题上取得的共识也令人瞩目。尽管这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将决定能源、能效以及清洁技术的未来发展。这预示着很多与此相关的商业领域发展前景无限。 再者，中美在WTO框架下就扩大信息技术协议（ITA）的内容达成一致。这一谈判正在日内瓦进行最后的冲刺。中美在最后时刻达成的共识有助于重新激活日内瓦方面的谈判。中美就ITA协议达成的共识将成为WTO近10年来在削减关税方面取得的最大突破。 日报：2014年APEC北京峰会除了“习奥会”以及当前世界的一些热点话题，中美在经贸层面博弈的核心焦点就是亚太自贸区（FTAAP）的谈判。其实，FTAAP谈判由美国在2006年首倡，意图建立起一个涵盖太平洋两岸21个APEC成员的庞大自贸区。但近些年来，美国对其他多边贸易谈判，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的兴趣比FTAAP更浓。原因在何？ 费德玮：美国对FTAAP是非常支持的。同样，我们也乐意看到中国在APEC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对自由贸易的积极推动。我们对习近平主席就FTAAP的声明非常欢迎。 同时，我们对今年TPP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TPP的最终落地不仅对参与谈判的亚太地区国家是个好消息，也有利于全球贸易秩序的建设。TPP是实现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一个路径。洽谈中的TPP协议最终将是开放性的。因此，正在谈判中的12个成员国欢迎其他国家的加入，包括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我们希望中国能尽早参与TPP谈判，成为这个多边贸易中的一员，由此实现亚太地区真正的贸易自由化。 日报：中美双方此前在FTAAP中主要博弈的领域有哪些？ 费德玮：尽管中美在FTAAP路线图公布前经历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但好在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当时，就路线图的时间节点、各方当前还需做哪些准备等问题确实存在不同意见。我自己也亲历这一谈判。当最后各方达成一致时，不仅仅是中美对这一路线图的公布感到欣喜，APEC其他成员也同样如此。美国乐见中国在这一地区性问题上展现强大的领导力。 除了FTAAP，在APEC期间，还有其他一些促进地区性贸易的建议。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反腐宣言》的通过。其中的一些表述，比如“成立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都有利于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 BIT谈成将在全球产生示范效应 日报：去年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鲍卡斯在上任伊始表示，将把BIT谈判作为其首要任务。BIT对于发展尚未成熟的中美双边投资关系将起到何种作用？ 费德玮：毫无疑问BIT谈判将对双边投资关系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就好像中国当前入世产生的影响。与中国进行的BIT谈判涉及“事前监管”、“事后监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这将对投资者起到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对在中国的美国投资者而言，“市场准入”的实现也意义重大。 BIT谈判的成功与否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在密切关注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尤其是“高标准”、“严要求”的BIT谈判。因此，世界第一和第二大规模的经济体若能达成双边投资协定将对其他国家间的经贸关系产生示范效应。 美国的投资环境非常开放，这也是我们与中国进行BIT谈判的基础。尽管目前BIT谈判遇到些挑战，但达成BIT谈判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向美国制定的贸易标准妥协，BIT中的条款也与中国领导人此前强调的开放政策精神相一致。后者也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基石所在。 日报：去年年末，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在芝加哥举行。中美双方人员就中美投资协定、信息技术产品协定的扩围谈判加班加点。背后是什么动力促使中美之间这两大旷日持久的谈判突然加速？ 费德玮：当中国就BIT中的市场准入原则、负面清单等与美方进行谈判时，我们意识到，中国对谈判的态度非常严肃谨慎。一旦谈成，将为美国投资者全面进入中国市场扫清障碍。 至于ITA，奥巴马总统非常感兴趣。中美两大信息经济体将从ITA的扩围中获利。中美双方也将就此加紧在WTO框架下的合作。ITA的扩围谈判一旦达成，也就是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和其他税费全部削减，将惠及全球IT产品的消费者、中美各自的IT领域，同时也是对双边经贸关系的一大促进。 日报：去年，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对美国投资出现了一个新趋势，比如安邦集团并购美国华尔道夫酒店、马云协阿里巴巴在华尔街强势登场等。这会不会给美国商界一个强烈暗示：中国不只是美国低端产品的竞争对手，开始越来越在中高端领域对美国构成所谓威胁？ 费德玮：我不认同。美国的投资环境非常具有竞争力。美国乐见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无论是低端还是高端的中国投资，都能使中美双方互惠互利。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进入美国市场，说明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兴趣非常浓厚，也体现了我们必须加快BIT谈判，为双方投资者营造一个健康、稳定的投资市场的紧迫性。 日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目前的对话范围越来越广泛。但是，在涉及战略问题的对话中，中美总是缺乏互信，止步难前。“信任赤字”会影响中美经济对话吗？ 费德玮：在我看来不会。相反，中美热络的经贸关系会增加双方在战略领域的互信。 S&ED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它汇集了双方在战略和经贸领域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平台，S&ED能使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许多有交集的关键问题。毕竟，这些问题会对双边战略和经济关系产生影响。 S&ED涵盖的内容的确非常广泛。去年，双方在气候问题上历史性地达成共识。由于气候问题非常复杂，再加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历来立场不一，中美双方能达成共识，做出表率，实属不易，有利于增加双边关系的互信。因此，S&ED是一个有利于双方互建共识的平台。 警惕世界经济战“常态化” 世界各国由于自然禀赋、发展水平等差异而促使竞争无处不在，传统经济社会中大国经常借助军事扩张、殖民地管理等手段进行激烈较量，打开封闭国家的大门，据此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占据有利位置。当今核武器的出现客观上使得大国间全面军事战争受到较多克制，但世界各国之间的非常规较量并未停止，世界经济战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现象。 世界经济战形式复杂多样 世界经济战为经济竞争贴上“战争”的标签，意指世界主要国家出现非合作的违背国际规则的非常规竞争，实质上是世界某些国家采取对全球经济社会具有强烈负面溢出效应的政策、措施、手段。世界经济战并非强调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更侧重某些国家非常规举措的负面冲击具有全球性影响。世界经济战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而是伴随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的，世界经济战呈现出复杂多样性。 从需求层面看，市场份额战是突出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某些主要经济体通过提高关税、限制资本流动等手段抬高本国贸易投资壁垒，由此希望提升各自国家的企业在本国市场的份额。同时，世界主要国家通过增加商品补贴、压低汇率等手段压低本国商品价格，期待拓展全球市场。从供给层面看，掌控原油、粮食等生产生活材料的大宗商品供应成为世界经济战的焦点，世界主要国家既争相获取大宗商品价格的定价权，又期待通过联合盟友垄断大宗商品的供给，由此对大宗商品进口国构成潜在的制约。 货币金融是世界经济战的核心 尽管世界经济战的手段异常繁多，但就其核心来说，货币金融是最核心的领域，曾经有两位名人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论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提出，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货币金融话语权已成为世界大国竞相争夺的焦点。在当前持续发酵的乌克兰事件中，欧美主要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制裁俄罗斯，诱发俄罗斯卢布危机等风险不断升级。 欧美能够通过货币金融等手段使俄罗斯陷入困境，表面上是俄罗斯在乌克兰事件中的孤立无援，实质上是美欧掌控全球货币金融话语权的结果。1944年美国主导召集44个国家的经济特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体系，形成了以布雷顿森林协定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确立了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双挂钩体系”，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总裁由美国人担任，体现了美欧在现代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20世纪70年代美元危机终结了“美元双挂钩体系”，但当时爆发的石油危机、经济滞涨等问题促使发达大国再次抱团，全球治理由美国独霸转为美国主导g7集团的治理模式，美元、欧元（欧元之前德国马克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日元、英镑占据外汇储备份额95%左右。美欧主导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使其在世界经济战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全球规则倾向于维护美欧等发达大国的利益。 全球化助推美欧掌控世界经济战的主导权 美欧拥有全球秩序话语权并不意味着美欧可以借助世界经济战形式获得竞争优势，这需要两个很重要的前提。 一方面，必须让世界大多数国家接受美欧创造的全球秩序，才能保证该体系具有较大的影响范围。冷战时期，苏联集团徘徊于体系之外显然让该体系有失完整性。近30多年来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出现显著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西德合并以及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特别是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来受苏联影响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开始逐步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使欧美主导的全球秩序变得“名副其实”。 另一方面，必须让世界各国在欧美主导的全球秩序下深度合作，才能保证该体系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近年来国际经济合作深化主要体现在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截至2014年6月wto共有160个成员，覆盖全球98%以上的国际贸易。同时，以专业化分工为代表的生产全球化不断发展，全球分工从产业间向产业内、产品内分工演变。国际资本跨境加速流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2007年较1970年增长160倍，私人资本频繁大规模流动，资本配置效率持续提高。国际经济合作深化，客观上增大了欧美主导的全球秩序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警惕世界经济战“常态化” 尽管全球经济自2010年以来呈现复苏增长态势，但世界主要国家宏观政策却持续分化。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诉诸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促使国际资本跨境急剧大规模流动，引发巴西、南非、印尼等新兴经济体汇率大幅震荡及国际金融风险上升。发达经济体多年来的政策举措已经构成了世界经济战的特征：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压低自身货币汇率获得非常规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对全球汇率等国际金融稳定性产生较大的负面溢出效应。 潜在的问题是，引发世界经济战不仅使得发达经济体受到谴责，世界经济还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为何发达经济体要诉之于世界经济战呢？主要的原因在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自2010年以来出现持续分化局面。美国经济经历多年缓慢复苏而呈现逐步改善迹象，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日本安倍经济学助推日本经济短期复苏但又重陷衰退。危机以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新兴经济体也呈现减速分化现象。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再像金融危机初期那样抱团，发达经济体疲软的经济状况促使其采取以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为代表的世界经济战，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在现有体系中缺乏话语权而处于被动，推动欧美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的诉求在新兴经济体中持续增强。 伴随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世界经济战出现了缓和的迹象。然而，去年底以来，乌克兰等地缘政治问题持续发酵，俄罗斯经济由于欧美制裁而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陡然上升，制裁等极端世界经济战形式再度受到世界关注。当前全球经济进入持续分化的新常态，欧美与俄罗斯双向制裁加大世界经济战呈现常态化的风险，由此引发外界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如果双方制裁进一步升级，欧美可能冻结包括外汇储备在内的俄罗斯外部资产，那么俄罗斯干预外汇市场或者其他金融市场的能力将大幅减弱，在此情况下，俄罗斯可能采取中断向外天然气输送等报复性措施，由此滋生的世界经济战可能失控，全球经济将遭受较大负面冲击。因此，创新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倡导各国加强合作而非制裁的措施，避免世界经济战常态化的局面，是促进全球经济持续稳步复苏增长的关键所在。 美联储将把全球带入通缩灾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称，因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正在好转，美联储可能会在几个月内开始提高利率。并称这是“好消息”。可是部分金融界人士和经济分析师不认同，指升息或打击美国经济。 据华尔街见闻报道，前美国财长萨默斯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时表示，目前全球经济正面临通缩和增速停滞的风险，如果美联储过早采取紧缩措施的话，将会导致全球陷入难以逆转的螺旋式通缩。 高盛总裁Gary Cohn表示，尽管美国经济正在增长，但由于全球经济的疲软状况，他对美联储加息的能力表示担忧。萨默斯也表示，当下全球经济疲弱，美国国内通胀率也偏低，整体经济环境并不宜升息。 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放缓使得全球经济变得黯淡无光。IMF和世界银行都下调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欧元区通胀的持续疲软促使欧洲央行在上周四推出了QE。 通缩压力当前，全球货币大战的枪声此起彼伏，又有多位“央妈”宣布参战。日前，加拿大央行意外降息25个基点，为2009年以来首次；日本央行下调了通胀预期，延期了一个贷款项目；而两位原本支持加息的英国央行官员也调转了枪口。 不仅如此，瑞士央行和丹麦央行也分别于上周和本周加入了降息的大潮。土耳其、印度和秘鲁央行也在降息的行列之中。 油价持续下跌，持续冲击着各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全球央行都在货币大战中愈陷愈深。IMF本周大幅下调了发达国家的通胀预期。 市场中国的宽松预期同样此起彼伏。高盛高华发布报告称，在近期政策放松的推动下，中国四季度GDP和12月份实体经济数据小幅好于预期。一季度环比增速仍将面临下行压力，高盛高华依然预计未来几个月将有更多放松政策出台。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表示：“如今的焦点已经不是传统上的抵御通胀、保持独立性或者控制赤字，而是为经济提供足够的需求和动力。” 何谓通缩？尽管学术界对其涵义各有界定，但都强调一个必要条件，即物价全面持续下跌。观中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 尽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走低，但目前整体价格运行依然稳定，波动处于正常范围。2014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上涨2％。显而易见，中国经济尚不具备通缩的表征，更谈不上向外输出通缩效应。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市场需求整体不旺已是相当一段时期的事情。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基本金属价格等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各种工业制成品、生活日用品等价格相应疲软，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也随之受到连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通缩视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威胁，认为此轮全球通胀率普遍下降的背后，既包括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经济总需求不足等原因，又凸显深层次结构性因素。 可以说，当前的全球通缩现象主要原因是结构改革不到位、经济缺乏新增长点。西方一些人不愿意正视结构改革这个难啃的硬骨头，挖空心思寻找替罪羊，实在是抓不住关键的可悲表现。 长期低利率已经让亚洲陷入债务危机。2013 年亚洲债务 (不包括日本) 占 GDP 比例增长两倍，达 203%，大部分是来自企业，在包括中国与韩国等十个国家中，已经有七个国家的债务占 GDP 比超过 200%。 亚洲政府正在支持国内需求，减少债务与资产泡沫之间寻求平衡。譬如中国降低一年期贷款利率，但中国政府为避免不良贷款增加，因此暂缓更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措施。印度、韩国、印尼、泰国与菲律宾仍维持基准利率。 小摩报告指出，“当实质利率高的时候，只有政府或与政府有关的企业会利用这个优势，但私人企业都会暂缓投资，这不利于生产环境。”因此，尽管债务风险升高，但亚洲低利率政策必须持续，以刺激私人企业投资促进生产力。 亚洲国家忙着处理债务危机，现在又面临油价大跌，使得通缩风险已经从欧洲蔓延到亚洲，经济活动趋缓，企业与消费者延迟支出，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幽灵。 萨默斯指出，全球经济正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之中，唯一的经济引擎美国已经连续七年扩张，而七年通常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完整周期。过去五十年，包括IMF和美国财政部在内，没有任何人/机构成功提前预测经济扩张和衰退的转变。 目前最大的担忧在于，如果衰退出现，美国可能需要降息3-4%才能挽救经济。然而目前美联储已经没有了降息空间。 在长达6年的零利率和QE政策之后，美国的就业市场依然面临困境：最迫切需要工作的25-54岁男性失业率处于高位。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企业可能会关闭。而对于欧洲来说，单一的结构性改革也不太可能改变就业市场的情况。 当下任何错误的决策都可能导致难以逆转的螺旋式通缩。我不认为美联储有充足的理由开始紧缩。在没有通胀压力的情况下，美联储过早紧缩将把全球带入通缩灾难。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Bridgewater创始人Dalio也表示，和1980-1985的美元大牛市相比，目前央行已经没有更多的降息空间来避免通缩，因此金融市场可能会面临极度危险的情况。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的底气 在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那么中国经济不会下滑的底气又在哪里呢? 李克强总理的回答是：重点工程投资、财税改革、加快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推行福利政策、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这是一个个的大概念，每一个大概念里包含着的是无数个细分行业的前进，就好比是一个大齿轮，它转动一下带动起来的将是无数个小齿轮的快速运转。 以重点工程投资来说，去年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密集批复了一系列的铁路投资，规划全国新增铁路线6600公里，其中80%的投资投向中西部，全年铁路投资数额达8000亿。根据凯恩斯的经济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会通过扩大基础经济建设的方式刺激经济复苏。 财税改革方面，目前国内工商企业和个体商户要缴交的税负繁多且税负较重，民间多调侃国内的税负现状是“万税万税万万岁”！具体来说，营业税为3%，增值税达3%左右，市县城建税也分别达到7%和5%，教育税附加于其他税收之上，但税率也不低，企业所得税更是不可承受的痛，税负高达25%。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每减一分税都可以轻吁一口气。推行财税改革，必将激活中小企业活力。 至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以民营银行的设立代表性最强。但实际上，撇开民营银行来说，这几年，无论是城市银行、城镇银行还是农村信用联社，民营资本的痕迹越来越重。民营资本的注入可以改善原有国有控股银行的低效率问题，也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 需得提醒道，希望通过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来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理想远比现实骨感，毕竟资本都是趋利的，中小金融机构存在着“影子银行”风险，未必会有大佬愿意入场。 优势产业出海实现的可能性倒是比较大，毕竟中国南北车已经打拼出一片天地了，合并后更是如一股旋风来袭，将给全球的铁建业染上浓重的红色色彩。高铁之外，核能、电信的出海也将开启。 外界之所以看空中国，无非是因为2014年7.4%的GDP增长速度创下了24年历史最低，在这个衡量经济晴雨最重要的数据之外，几个经典数据也并不如人意。新年1月的汇丰采购经理人指数又再一次低于50的枯荣线，读数为49.8，这是去年12月以来再次低于枯荣线，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呈萎缩之势。 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还多停留于“Made in China”,制造业萎缩那还得了?但实际上，鲜少有人知道，中国已经大不同了，从2013年开始，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中国已经慢慢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此外，我们还有几个值得骄傲的数据。2014年，四季度7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降幅收窄;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同比前年上涨12.0%;最重要是，我们的2014年，国内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09%，同比前年略有降低，中国并不存在欧美国家的高失业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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