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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1958年12月公开宣布入党以前，一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其实，早在1927年8月，他就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曾长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以致有人怀疑他已“自动脱党”，所以才在建国后“重新入党”。 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经中共中央调查取证，才搞清楚历史真相。原来，郭沫若一直是一位“无党无派”的中共秘密党员。 “四·一二”政变前发表讨蒋檄文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郭沫若在周恩来、孙炳文等人的推动和推荐下，毅然投笔从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开始以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身份投身于国民革命。同年10月，经邓演达提议，郭沫若被蒋介石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前往南昌主持政治部在总司令部行营和江西方面的工作。 当时，郭沫若直接在蒋介石手下工作，蒋介石欣赏郭沫若的才干，希望他可以成为自己信赖、倚重的幕僚。然而，事与愿违，郭沫若并非趋炎附势之人，他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与蒋介石共事，使郭沫若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庐山真面目。3月31日，郭沫若奋笔疾书写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宣布了与蒋介石的决裂。 在蒋介石发动“四·—二”政变之前十多天，郭沫若的这篇讨蒋檄文犹如一颗巨型政治炸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血雨腥风中，郭沫若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蒋的文人。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缉拿郭沫若，声称：“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去党籍，通电严拿归案惩办。”郭沫若随即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成为了一名在逃的“政治犯”。 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郭沫若公开举起反蒋的旗帜，他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在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的严重情况，并劝周恩来迅速离开上海。周恩来联系到宁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发生的类似郭沫若反映的情况，随即会同赵世炎、罗亦农等人起草了致中共中央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但没有被接受，大革命最终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发动并领导了南昌起义。郭沫若于8月3日晚到达南昌参加起义，并被委任为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随后，在起义部队南下至瑞金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李一氓作为介绍人，与贺龙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李一氓后来回忆：“在瑞金的时候，周恩来同我商量，要介绍郭沫若入党。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还是组织上要他入党在先，现在无从说起。我看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时对郭沫若来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当时，不管郭沫若是主动还是被动入党，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毅然参加了共产党，这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量，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底去了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流亡生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郭沫若忧心如焚，一心寻求时机回国抗日。时至1937年5月18日，长期为郭沫若回国一事奔走的挚友郁达夫，一日之内给郭沫若连发两信，信中写道：“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 原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改善和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国民党内开明人士如陈仪、邵力子、张群、何廉、陈布雷等人不断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允许他回国为抗日贡献力量。经过不懈努力，蒋介石终于答应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郭沫若毅然忍痛抛下心爱的日本妻子安娜和五个孩子，于7月25日离开日本，三天后回到上海。 几天后，国民党政府登报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此后，郭沫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抗战时期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蒋介石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并请郭沫若出任负责战时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 在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利用一切可能条件，使其成为了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1940年9月。国民党政府假借政治部改组，撤消了第三厅，调任郭沫若为政治部部务委员，实际等于变相免去了郭沫若的厅长职务。结果引起了三厅全体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他们集体提出辞职，要与郭沫若共进退。 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只好同意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仍隶属于政治部，由郭沫若任主任。但国民党政府明文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 ”不过，郭沫若可以将已辞去三厅职务的那些朋友重新安排到文工会共事，使这样一支文化队伍最终没有被国民党打散，从而得以继续发挥战斗作用。 在国民党陪都重庆，郭沫若的寓所成为了进步文艺工作者经常聚会的场所。郭沫若在重庆为朋友们撑起了一小片自由的天空，所以大家都把郭沫若的寓所称为“重庆的小延安”、“国统区里的解放区”。 建国后重新入党和历史真相的澄清 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增添新力量，三百余名优秀分子光荣入党——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等同志开始过党的生活。 ”不了解郭沫若历史的人一定认为，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入党，因为此前他一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身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后，他的夫人于立群向党中央提出，希望在悼词中确认郭沫若的真正入党时间，并解释说：“大革命失败后，郭老去了日本，不少人认为郭老自动脱党；1958年报上发表郭老重新入党的消息，举国皆知，误认为这时郭老才是共产党员。事实不是这样的。郭老去日本以前，周恩来同志代表党曾经和郭老谈话，告诉他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派他去日本，党籍保留。郭老不是自动脱党。郭老不计较个人的事，所以多少年来，一直不提。我希望党考虑这个问题。 ”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当然无法与党组织保持正常联系，因此有人认为他实际上已经“脱党”。建国后，郭沫若在1958年重新入党的事实，更使许多人坚信他确实已在1928年“脱党”，否则怎么会再次“入党”? 为了搞清楚历史的真相，中共中央立即责成专人对郭沫若的入党时间进行了查证，并很快在档案资料中找到了郭沫若于1927年南昌起义后加入党组织的证明。然而，对于郭沫若在1937年从日本回国后是否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等情况，由于年深日久一时找不到可供参考的文字证明。当时，与郭沫若在一起工作的周恩来等党内老同志，绝大多数已经去世。幸好，另一位了解郭沫若抗战期间活动的老同志邓颖超仍然健在，并很快对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是否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等情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据邓颖超回忆，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时期，曾经和郭沫若一起参加过党的小组会议。当时，郭沫若和于立群刚来武汉不久，即在周恩来领导的党组织中恢复了组织生活。不过，郭沫若的党籍虽然恢复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周恩来建议郭沫若继续保持秘密党员的特殊身份。出于对党的最高利益的考虑，郭沫若忠诚地执行了党组织的决议，直到全国解放后，他才正式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公开其在党内的真实身份，而且还是以所谓“重新入党”的方式实现的。 此外，邓颖超还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1938年秋天，于立群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入党介绍人就是邓颖超和郭沫若，这一重要材料很快就从于立群的档案中找到了。如果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以后没有恢复党籍。当然就没有资格介绍于立群入党。 这样，郭沫若在1937年从日本回国后。就成为了实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而且这一“秘密”一直保守了20多年，直到1958年“重新入党”。事实真相调查清楚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郭沫若追悼大会上所致 的悼词中指出，郭沫若“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同 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本 来面目。 （摘自《文史天地》） 延伸阅读 郭沫若笔名的来历与含义 郭沫若一生使用过的名、号、别名与笔名多达五十余个。几个主要笔名的含意是： 杜衎：郭沫若母亲姓杜，性格衎直（即刚直），取此名以纪念其母。郭沫若在留亡期间思念老母，1929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有关论文，署用此名。 坎人、易坎人：郭沫若少年时得过重症伤寒，留下听觉半聋的后遗症。《易经》上的坎卦，说其“于人也为聋”，坎人、易坎人即为聋子之意。郭沫若从1928年起翻译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等书，用的都是易坎人的笔名。 鼎、鼎堂、郭鼎堂：郭沫若原名郭开贞，《说文解字》上说，“古文以贞为鼎。 ”鼎而附之以堂取其音为“丁当”，取其义“鼎当”。 1931年郭沫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毛公鼎之年代》，即署名鼎堂。 石沱、石沱生、郭石沱：与鼎有关，周代末期的鼎铭中称鼎为石沱，这是鼎的别名。1934年，商务印书馆的郭沫若译作《生命之科学》，即署名石沱。 郭沫若:因为他家乡四川乐山的两条水，一条是沫水（即大渡河），另一条是若水，他少年时饮二水长大，所以他后来发表新诗时，就用了“沫若”这一笔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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