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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首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2014年是中法建交的第50个年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底对法国的访问，被视为双方关系进一步巩固的标志。 尽管中法当年联合发表的建交公报只有44个字，其背后仍隐藏着一段波澜起伏的博弈。最终，两个在两极世界中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成功导演了一场“外交核爆炸”。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乔治五世大街11号，这座建筑外观优雅气派，内饰富丽堂皇，门前总是车水马龙，据说曾是法国著名交际花“茶花女”的居所。 1967年3月20日，中法建交3年后，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从法国外交部拿到了这栋宅邸的钥匙。他们知道，中法建交前，此地曾是“中华民国驻法大使馆”所在地。 进得大门，使馆的新主人有些吃惊--纸张和书报散落一地，被破坏的家具横七竖八。中国外交官张锡昌回忆，这幅情景，让他觉得以前住在这里的人“仓皇出逃”了。外交官们轮番上阵，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房舍打扫干净。张锡昌将此称为“中法建交筹建使馆中有趣的一幕”。从此，中国外交使团在“花都”巴黎有了正式的家，双方的友好关系蒸蒸日上。 有官方色彩的私人访问 开启中法友好关系大门的使者，是一位面相斯文的法国老人--埃德加·富尔。 有人说，在新中国的对外交往中，“两个埃德加”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个是撰写《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另一个就是与戴高乐私交甚笃、两度出任法国总理的富尔。 1963年8月20日，富尔利用去瑞士度假的机会造访了中国驻瑞大使李清泉，提出访华并面见毛泽东、周恩来。富尔1957年到中国时，这两位领导人曾与他见面。请示外交部后，李清泉转达了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对富尔的邀请。这也是未建交国家友好人士以私人身份访华时，中方的惯用作法。孰料，富尔忽然神秘地告诉李大使，此访有官方色彩，因为他要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但行程仍须保密，对外宣称只是私人举动。 张锡昌当时在外交部法国科工作，他眼中的富尔是个“在野，但能通天的人物”。本是公开的私人访问，却号称带着隐秘的官方目的，富尔的态度让中国外交人员有些困惑。 同年10月21日，张锡昌到深圳罗湖迎接富尔夫妇。“人群中，一个秃顶的高个儿老外使劲朝我挥手。富尔头一回来时，我接待过他，所以老远就认出我来了。”张锡昌迫切想搞清这个“明里私人、暗中官方”的老头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然而富尔“谈锋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侃了起来”，接待人员费了不少口舌，才把话题引上正路。“他强调，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以法国总统特使自居，携有戴高乐的一封亲笔信，将面交我国领导人。” 接收到这种“微妙信号”的中国政府，悄悄提高了接待富尔的规格。乘专车抵京后，他和夫人直接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事后，富尔在给戴高乐的汇报中提到，“中国官方表现出对来访者的高度关切和信任。由于他们坚持遵循谨慎的态度，每项考虑都有其限制，各种举止有细微差别，却又不失联系。” 戴高乐放不下那份高傲 中国与法国并非从一开始就互有好感。1951年，受法方邀请的苏联代表团携电影《新中国》参加戛纳电影节，却引起法国外交部的恐慌。百般交涉下，影片没有放映，苏联代表团败兴而归。尽管中方未在这场风波中直接出面，还是感受到了法国方面的排斥态度。 政治风向有时转得很快。此后12年，中国与法国、苏联的关系都发生了微妙变化。 中苏分歧是法国承认新中国的推手之一。1964年，时任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表示，“直到去年为止，世界共产主义还是铁板一块，只要与惟一的一个首都建立关系就可以决定共产主义各国的命运。如今，中国与苏联分裂，就有必要同北京直接对话，对其态度应当像对苏联一样，也要像承认苏联那样承认中国。” 另一方面，1963年的法国已是“戴高乐的法国”。这位身高1米95的大鼻子男人，是一位兼具浪漫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头脑的政治家。二战后，他立志重振“高卢金鸡”的雄风，不愿继续扮演华盛顿的小跟班。戴高乐的回忆录显示，他履任之初便提出了四项外交目标，与中国建交为其中之一。此外，越南的乱局让戴高乐相信，法国重塑国际形象的机会来了。他深信，“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 虽然打算主动与中国修好，戴高乐并不情愿放弃法国人的骄傲。富尔被引见给周恩来时，对青年时代赴法留学的后者说“是时候再到巴黎了”。用如此委婉的方式传递信号，正是戴高乐亲口交待的。1963年9月26日，他在给富尔的信中强调：“严格讲，我们无求于人。” 在给戴高乐的汇报中，富尔也表示，“遵照您的指示，我明确指出我们不是请求者，我们没有迫切的理由去改变现状，只是为明显的异常表示遗憾。”由此，富尔特别向中方提出：“将要作出的决定不应包含任何前提条件，这将侵犯我们的自尊，与我们非要求者的身份不符。” 这里所谓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指台湾问题。 “在铁板上撕开裂缝” 11月初，富尔带着与中方达成的默契踏上归途。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启动了正式建交谈判。 1964年新年到来时，中法建交已呼之欲出。不可思议的是，戴高乐的班底中，除了总理和外长，其他人此时仍被蒙在鼓里，只能借助媒体的猜测和坊间传闻捕风捉影。直到1月8日，戴高乐才突然通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法中建交问题，达官显贵无一缺席。闭门讨论进行了两个钟头，散会时，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已成为法国政府内部的共识。 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评论称，朝鲜战争以后与中国建交的42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法国。换种更形象的说法，中法建交犹如“在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了裂缝”。 消息传出，美国媒体称之为“外交核爆炸”。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紧急约见法国驻美大使，档案称，他“情绪激动”，责怪法方“妨碍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这个选举年”。美方甚至一口咬定，法国人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国炫耀他们的独立性”。 解密的法国外交档案则显示，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按照戴高乐的指示回复称：“法国认为北京政府已存在了14年，北京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权威是不容争辩的，它代表着中国6.5亿人口，这些人口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作用构成一个政治事实，即不得不重视北京政府。”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千人记者会，亲自宣布承认新中国，他还盛赞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光辉文化，“法国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 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为了照顾西方盟友的情绪，他解释说，法国中国建交“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然而，他又颇有深意地谈及，“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面对法国的“背叛”，美国的反应则如同青春期少年的家长：既对其日益壮大的独立意识心怀不满，又因为不想破坏“家庭团结”而无法公然阻止和干涉。1964年1月，《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感慨：“我们同法国的关系犹如又甜又酸的杂拌。” 力促台湾当局知难而退 中法建交堪称一场“速决战”。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也极尽简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既然建了交，互换大使是必须的。作为临时代办的宋之光，率队到巴黎打前站。出发前，邓小平特意见了他，嘱咐此行的首要任务是“驱蒋”，如长期无法解决，中国就会撤回代办，宋之光甚至为此准备了留和走的两套方案。其实，此刻的戴高乐更焦急，如果台湾代表执意留在巴黎，导致“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法国政府只怕会成为国际笑柄。 2月6日，戴高乐在给蓬皮杜总理的书面指示中言辞严厉，称“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当天，法国政府就通知台湾当局，称即使台方不先采取主动措施，法国仍将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将在近期内实现。台湾“外交部”则于次日声明反对中法建交，指责戴高乐的政策是“分期投降”。 无论在北京还是巴黎，决策者起初都认定，按照蒋介石的一贯作风，特别是他对“两个中国”的零容忍，法国一旦与新中国建交，台湾外交人员就会自行离去。然而，这一回，台湾代表不打算默默地消失。同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美国方面也相信，台湾不与法国主动断交是“能使戴高乐受点挫折的惟一机会”，遂撺掇蒋介石不要“知难而退”。 面对北京的持续施压和台湾对“劝退”的充耳不闻，法国政府惟有选择摊牌。2月10日，法国外交部明确告知台湾当局，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人员抵法，“中华民国”的使领馆将失去存在的理由。翌日凌晨，台湾正式宣布与法国“断交”。 台湾外交人员虽已撤走，却不肯放弃乔治五世大街的馆舍，专门派人把守。中国先遣队决定另找地方，用于临时办公。经多日奔走，他们看中了巴黎西北郊诺伊居住区内一栋带花园的三层洋房。原房主是一位意大利军火商，负债自杀，将债务和房子留给了美籍的夫人。谁知，中国外交官刚以110万美元买下房子，突然生了变故：房主变卦了。 原来，美国情报人员威胁女房主，如果把房子卖给中国人，就永远不许她入境。没主意的遗孀吓得痛哭流涕，几欲毁约。经宋之光反复劝说，她才如约交房。先遣队随即展开安全检查，结果在客厅一角发现了窃听器，只是安装手法相当业余，大概是女房主在美国情报人员威逼利诱下勉强装上的。既然及时发现和清除了，中国外交官也就不再追究。 时至1967年，戴高乐亲自过问了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房屋，巴黎地方警察接到命令，把躺在地上不肯走的台湾留守人员强行抬了出去，只剩下一堆垃圾和杂物。数日后，中国驻法外交团队“喜迁新居”，此后半个世纪，五星红旗便一直在这栋华美的建筑物上空飘扬。军事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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