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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的整体停滞和货币战争的进行，以零和博弈和资本投机为特征的全球各国财富博弈成为最本质的时代特征。 虽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痛贬时弊和奔走呼号，民族再次觉醒的人群也在不断扩大之中，但是对当前经济领域的诸多问题的认识，我们的人民仍旧不够清晰。在世界主要大国相互确保核摧毁的时代，国际政治的和平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国竞争的现实途径和主要方式已经发生了由政治军事战向经济金融战的深刻转变。 目前的世界体制是美国主导的全球体制，为了维护这种体制的存续和保有美国因为这个体制而获得的既得利益，遏制甚至瓦解世界其他大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终极目标。 2011年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头，在这一年中以中美货币战为主线、天下资本围攻中国的局面已经形成；尽管我们的经济在这一年里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但是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并未得到相应地提高，国民财富的外流有增无已。本文要考察的是2011年天下资本围攻中国的进程，并附带述及其中的经济机制。 第一部分：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壁垒坍塌 贼喊捉贼的“汇率操纵案” 2011年，美国资本利益集团和政府对中国进行政治和舆论攻击的一个重磅炮弹就是“汇率操纵案”。从过去近百年的历史看，美国显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这是美国垄断资本的本能。自从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就开足马力印刷钞票，所有的这些贸易逆差用增加发行美钞就可轻易地抵消！按照传统经济逻辑，实行美元弱势政策，美元汇率走低就产生一种外汇倾销效应。例如，欧元刚刚诞生的时候，1欧元只能换0.8美元，不到5年的时间，美国让美元持续走弱，直到今天的1欧元可以换到1.4美元，大大抵消了对欧盟的贸易逆差。在美联储主动操纵下，美国1985年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美元狂贬逾40%，2001年美元相对主要货币又持续贬值超过30%。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美国对外名义总负债增加3.856万亿美元，但净负债却减少1990亿美元，也就是通过美元贬值净赚资本收益4.055万亿美元，这其中操纵美元贬值就净赚8920亿美元，压迫别国货币升值、制造资产价格变动净赚3.163万亿美元。至于其他小规模的市场操纵活动，可谓数不胜数。 美国诸如此类的举措从来没有征求别国的意见，因为美国资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在全球市场处于主导地位，这些操纵也就无须征得别人的同意。因此美国反复就汇率问题施压中国政府，以国内法律代替国际法则，除了根深蒂固的霸权意识之外，在 “汇率操纵案”问题上也就是“贼喊捉贼”。 美国利用汇率操纵案炒作世界舆论，以发动贸易战相威胁挥舞制裁大棒，从短期而言常常将汇率操纵问题与美国国内其他政治经济的短期性紧迫问题挂钩，意图利用汇率操纵问题压迫中国在这些领域让步和输送利益；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政府将国内问题凌驾于国际关系之上，干涉的目的当然在于迫使中国和其他各国改变政策，而且也说明美国的自身利益远远优先于其他国家利益，将中国和世界各国利益置于从属地位。 中国政府应对措施的软弱和屡屡的利益输送印证了汇率操纵加贸易大棒屡试屡灵，抱薪救火，反而助长了美国人勒索无度的胃口，乐此不疲。美国国债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越买越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2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就《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操纵汇率，我国的汇率是按照市场的变化和市场需求浮动的。崇泉指出，汇率问题和对外贸易也有密切的关系。“人民币前两天出现的贬值现象是很好的，这正好说明人民币汇率不是受政府控制的，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我们在操纵汇率，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操纵汇率，我国的汇率是按照市场的变化和市场需求浮动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崇泉说，这说明中国是在实实在在地走市场经济道路，而且汇率也是由市场调节的，而不是由有些人所说的是政府操纵的。关于人民币是否有上升的空间，崇泉表示，因为我国汇率是随着市场波动而波动的，因此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再上升，也可能再贬值，是波浪式的，云云。 汇率操纵问题背后反映的是冰冷的利益之争，因而也就有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双重标准。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资本势力掌控了全球性话语权和操纵着世界舆论，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应对明显乏力；在残酷的利益之争中只想当一个乖宝宝，不会获得对手的疼爱，只会让对手认为更加可欺；以带有西方利益倾向的市场理论和价值观来阐述中国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恐怕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人民币升值背后的美国因素“阴魂不散” 众所周知，人民币是我国的唯一主权货币，人民币汇率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由中国政府管理和定价，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实际上是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而采取的国家行为，在人民币的官方定价尚未废止的情况下，美国政府频繁拿人民币汇率说事，反复抛出汇率操纵案和威胁采取所谓“惩罚性”关税措施逼迫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对人民币汇率调整自主性的践踏。 自2005年中国开始调整人民币汇率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从8.2：1升值到了目前的6.3:1，升值幅度近30%；尽管如此，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报告虽然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仍然认为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去年12月8日从华盛顿出发，前往中国和日本访问，在10日抵达北京。除了伊朗问题之外，盖特纳此次中国之行还将涉及贸易和汇率问题。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称，盖特纳将持续表达美国的关切，“确保美国的企业和工人能够与中国同行公平竞争是奥巴马政府的优先任务，我们看到了一些进展，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场合向中方传达类似的信息。”看来就像每次中美高层会谈中方都会提及台湾问题一样，美国也是将人民币问题挂在嘴边不放。数年前美国曾经指责中国人民币汇率低估了30%，但当前人民币已大幅度升值了30%之后，美国反而施压中国将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提高40%。话说三遍淡如水，美国在汇率问题上话说N遍不厌其烦的厚颜当然是无利不起早。美国存在言不由衷的短期利益动机。第一个目的就是变相赖账；通过人民币升值，达到中国人民币外汇储备的贬值。第二个目的就是配合美国总统奥巴马重整美国制造业的政策需要，恶化跨国产业资本在中国的经营环境，驱动这些资本转向美国制造业。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去年也曾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疾呼人民币升值。他开篇便说，“我知道这不是一个重大问题，相反，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由于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虽然是很小的问题我也一定要讲。”至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和利益损害，则不是美国应该考虑的，所谓互利双赢问题或者被故意忽略，成了空气。饶有意味的是，在去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连续12个跌停之后，发生了中国国有银行的进场干预买进，近年来屡屡指责中国汇率操纵的美国政府，对这个明显的操纵行为表现为故作不知和选择沉默——操纵行为的结果只要符合美国利益，还是可以接受的。 美国不仅对人民币升值进行要求，而且还要对人民币升值速度和节奏指手画脚。去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重启汇率改革，截至10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6.6497，较前年同期人民币升值2.59%，创重启汇改以来的新高，其中9月速度达到单月1%以上。同一天，美国财政部虽再度推迟发布针对人民币半年度汇率报告，但其发表的声明认为，若人民币升值速度能够维持单月1%以上，则汇率低估状态可以得到纠正。而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呼吁人民币每年升值10%，以“协助”全球避免货币战。 尽管人民币升值被我们官方认为是渐进性的，因为人民币汇率变动背后的美国因素，代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美国政府对我们的人民币汇率自主权的频繁染指，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小步走的广场协议的翻版，我国也一度出现了类似于广场协议后日本的中国国企和民间赴美收购潮。因为美国就人民币升值问题的频繁施压和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次次被动上调，人民币升值也就在世人面前似乎形成了一种“国际政治促动机制”，尽管人民币汇率被官方定价，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还是因这个促动机制形成和发展，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成了美国政府手中的木偶，国际市场的印象是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尽管口头辩解，但是实际行动上亦步亦趋。 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真谛” 与美国抛出“汇率操纵案”和施压人民币升值同样频繁的是美国要求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一种怪异的局面就是；在美国人将市场化问题对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和天天讲的同时，我们的经济管理高层、主流媒体和经济学界人士仿佛成了美国人的传声筒，市场化思潮也就在我们的社会泛滥。以所谓供求为基础的市场机制理论或者逻辑，是西方对市场大众进行欺骗性观念塑造的工具，也是伪善的西方经济逻辑的所谓基石，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机制在市场运行中并不存在，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形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们知道，市场是以资本通过投机主导、大众行为为基础的社会化过程，所谓的“以供求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不过是一种思维幻象或者欺骗性观念陷阱。在大众行为的市场机制当中，存在三个必要的要件：1、起主导作用的资本，我们称为主导资本。主导资本的形成和确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因为投机的需要和以资本实力作为基础，成为大量的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对手；二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或者与私欲有关的林林种种的想法和构思，利用自己在市场交易中建立的联系，向广大的市场参与者传递或者灌输。2、市场价值，这是一种趋同的理念或者观念体系，形成于商品交换或者交易过程之中并且存在于一组价格当中。它是在主导资本和市场大众的互动或者博弈中形成的。3、市场大众，也就是在交换中形成和与主导资本相对的大量的市场参与者。资本在广大的市场大众当中聚敛财富，通过投机获取利润。在大众行为的市场机制中，资本主导着这个机制运行，处于实际的统治地位，并且按照资本的意志建立自己的体系架构和运行规则。 美国人对市场化的反复宣扬当然是出于一定的利益动机。当前的全球化，是由美国资本主导的，因为美国资本在这个边界不断扩展的市场当中成其为主导资本，那么随着美国资本主导的市场不断扩张其边界并在同全球其他资本势力的角逐中胜出，全球化过程也就是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西方资本的统治体系确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垄断资本牢牢掌握着市场的主导权，利用这种主导权，摧毁以国家或者民族为特征的市场壁垒或者障碍，驯服他国资本势力，将适合西方资本需要的国际惯例和秩序向其它国家和地区推行，将越来越多的国家政权和民族资本纳入这个市场体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和利用霸权进行全球市场体系性操纵的美国垄断资本，之所以抛出所谓的汇率操纵案，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官方汇率定价制度与外汇管制体系严重阻碍了美国资本操纵和控制人民币汇率市场和中国其他市场的企图。我们都知道，去年上半年有关“国际热钱”屯驻香港的传闻，这些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时刻准备着对人民币汇率市场的进驻；如果境外资本对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大规模进驻，人民币汇率市场的运行和汇率定价也就掌握在外资手中。美国炮制“汇率操纵案”的一度甚嚣尘上与所谓“国际热钱”进驻香港本身就存在耐人寻味的时机关联，反映了以美国资本为主的“国际热钱”要求进驻和操纵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是“怀璧其罪”，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是假，要求由美国资本和美国政府来操纵人民币汇率、在汇率问题上享有话语权是真！这一企图，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同样被表现得昭然若揭，要求人民币应美方利益的需要升值，不过是在染指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将人民币汇率变动竭力置于美国资本的控制之下。 “汇率操纵案” 是与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相一致的，反映的是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方对中国外汇市场的主导权和定价权之争，也就是美国垄断资本希望中国政府屈从其意志，将货币主权拱手相让。在人民币兑美元的市场上，美国垄断资本没有像日本和欧洲那样肆意妄为和得心应手的控制力和操纵灵活性，因而也就与国内崇美派反复唱和中国市场的自由化改革，要求与美国资本主导的国际惯例体系接轨，给予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充分自由。资本的自由也就是获取暴利的自由，这一点可以从高盛和美银的中国股市暴利中管中窥豹。 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资本项目自由化 国内官方和民间一些人对大洋彼岸的盲目唱和，要么是出于对市场机制的懵懂无知！要么是对美国的有关人民币问题炒作的伪善面目下的利益企图故作茫然不觉！资本必然是依赖市场生存的，如果主导资本在市场的操纵活动受到阻碍和限制，资本在市场的循环也就不能正常进行，资本的利润目标也就难以实现；因此，美国垄断资本要求的市场化的一个必然内容就是美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自由化，主导资本操纵市场的活动不受限制和阻碍，主导资本的价值观传播并居于统治地位；市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也就是美国资本势力拆除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壁垒、将这些国家的市场运行规则与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体系接轨的过程。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反复挑动“汇率操纵案”、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频频指手画脚以及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对中国的所谓“热心帮助和监督”，都基于这个动因，从而推动我国目前外汇管理体制的逐渐消解。因此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资本项目自由化，所谓资本项目自由化，无非是资本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和无阻碍地进入人民币外汇市场，给予外国资本在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充分“自由”！ 中国政府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采取“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分布推进”的原则，尽管态度审慎而又积极，但是这种审慎而又积极的“改革”，却是沿着美国的战略思路进行，致于人而不致人。国际上公认的一国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含义，是指该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即取消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兑换限制、区域限制、补贴及课税等，实现资本项目在国际间（境内外）的自由流动。即使是IMF研究结果也表明，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部分资本账户已经部分开放，在国际范围内也不落后。按IMF的衡量标准，一国在资本项目的13个子项目中，进行管制的不超过5个子项目就可以说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放开所有子项目的管制。根据有关部门评估，截至2010年底，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2008年）》中资本项目交易的分类标准（共7大类40个子项），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部分可兑换及以上的项目（合计30项）占全部资本项目交易的75％。此外，部分资本项目的实际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基于法律框架的可兑换评估程度。对于货币可兑换的条件，即便是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可参考的量化指标。一国本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否需要充分条件，学术理论逻辑和国别案例都没有定论，IMF有许多文献证明。假设需要充分条件，已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巴西、波兰等在宣布可兑换时，或者现在，主要条件都不如中国。80年代中期一些南美国家经济自由化进展被卷入金融危机，引起了关于资本项目开放问题的第一轮激烈的辩论；辩论未有结果，90年代又迎来了东欧转型国家和东南亚各国的自由化浪潮，俄罗斯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如影随形而至，令人记忆犹新。实际上，也正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盲目自由化，自毁城墙，让西方资本大进大出，导致这些国家的国民财富被大规模洗劫，才是经济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反之那些外汇管制较为严格的国家，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危机。所谓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从其诞生那天开始就从未摆脱过种种危机和起落的周期桎梏、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等待所有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微观主体条件充分满足才考虑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观点，以及所谓宏观经济稳定、完善的金融监管、较充足的外汇储备、金融机构稳健等等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我国目前都已满足的论调，都是在没有搞清楚资本自由化的现实经济机理和后果的前提下胡言乱语，不靠谱和与问题实质不搭界的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理由也就不能作为决策的充分可靠依据。 史鉴使人明智，资本项目自由化也就是一种鲁莽的不负责任的冒险；中国市场不是这些人的实验室，13亿人民人民的福祉也不是这些人的试验品，试验失败之后试验品可以当成废品丢弃！有观点认为，世界各地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不停地向国际金融秩序在传递信号，同时也为每个国家提供了丰富的防风险经验，这对国际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是极其有利的，也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良好机会。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在危机问题上几百年来无数次地陷入梦魇，它们的那些反危机经验和办法不是越来越有效，而是使问题更加复杂深化；它们历经几百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难道因为市场自由化与国际接轨，我们的一些人就突然有了大智慧而旦夕之间能够扭转乾坤？这是一种盲目夜郎自大！更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需要。这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问题的逻辑，资本项目自由化要求汇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又要求资本项目自由化!林林总总的观点还有一些，篇幅所限，不再列举和驳斥。 中国外汇管制实施了几十年，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对外汇的管控相当有效，成为我国经济的防火墙。不过这道防火墙在与国际惯例接轨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口号下逐渐坍塌。为了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步骤，中国政府已陆续颁布了多个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和放松资本管制的法规，主要有：2004年10月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9年6月的《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1年1月的《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2011年10月《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2009年7月《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管理办法》等等；2011年10月14日，中国央行颁布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为境外人民币回流国内创造了条件，并迈出了外币兑换在资本项目管制下走向解禁的重要一步。随着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逐步推进，令境外投资或投机资本颇受制约的进出中国境内途径变得可以绕过了。例如，在入境方面，假如香港投资（投机）者以人民币资金进入，就省去了必须经外汇管理局把关审批的结、售汇的货币兑换环节；同样，企业以投资盈利并增值后的人民币本金加利润汇出到香港亦简单，香港货币市场上兑换成外币更方便。由是，过去多年进入境内的外商投资资本假如要撤出中国内地，就不必完全通过外币汇出的渠道了，它完全可以以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名义绕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流出境外，然后再换给央行指定的人民币在港清算银行——中银香港，拿回等量的外币。以相应政府部门及央行政策法规的支持，大规模的资本出入境假人民币国际化来实现基本无障碍。 离岸金融市场与人民币汇率双轨制 离岸金融市场设立，不过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一个变通，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个“金融自由化”所谓范本或者样板，也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影子市场。离岸金融市场是由国际资本主导和操纵的，中国资本进入这个市场后只能处于被支配和统治的地位，成为市场羊群，被外国资本猎杀。现在境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央行设在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交易价形成，并由国家外汇局每天发布；而内地银行间外汇市场则是由国有大银行资本控制的。2005年推出银行间人民币外汇远期业务：2006年1月引入做市商制，开展了询价交易模式。香港的汇率正逐步影响上海的汇率，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后者的逆动。离岸市场的外汇价格和内地银行间外汇市场价格并存，实际上是一种价格的双轨制，这种汇率双轨制的形成，处于不同资本势力的控制之下。美国要求的汇率市场化，是上海向香港并轨；一旦上海的汇率向香港汇率并轨，所谓“操纵人民币汇率之说”则自然式微，因为汇率市场主导权和汇率定价权的操纵就逐步落到国际资本手中。 加快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以及内地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利率互换和外汇期权等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交易，实际上是一种所谓倒逼外汇体制自由化改革的伎俩。景顺(Invesco)首席经济学家、港元联系汇率制度之父祁连活(John Greenwood)曾表示。“（中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小心，不要让大坝开口，导致各方资金大量涌入或涌出。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向海外资金开放国内资本市场，而不致产生破坏稳定的巨大影响。”汇率双轨制的存在和两地的汇率和利率差别，毫无疑问会引起投机性资本流动和和套利交易，从而冲击外汇管理体系。只要跨境资金进出的管道畅通，境外货币市场的自由兑换功能势必反作用于境内市场，不断削弱、侵蚀其管控功能，从量变到质变，从而降低中国资本项目管制的效果。任何外汇市场，是由主导资本操纵和控制的；就资本的市场自由而言，在主张“接轨”的人们看来，我们的外汇交易显然是“不成熟”的，因为目前仍有很多项目存在限制或配额管制，使得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不能自由自在地操纵人民币汇兑市场，美国资本也就不能完全掌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定价权，因而也就不能在人民币外汇市场效仿在欧洲和日本的大肆投机和大剪羊毛。这也是美国政商两届要员不厌其烦地呼吁人民币国际汇兑市场化的根本原因；美国资本强烈要求在中国外汇市场，如同在中国其他市场一样享有话语权和定价权，是市场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真谛所在。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两国在经济政治和国际事务方面的合作与对抗，一直持续至今，实际上就是一个美国垄断资本要求我们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让渡利益、竭力获得我国经济和市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将美国资本主导的市场边界扩大到中国全境和各个层次领域的过程；插手人民币汇兑问题，拆除我国的资本市场壁垒，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 人民币国际化被误读和置换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是《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要实现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在实现可兑换的顺序上，可参考“先开放长期资本项目，后放开短期项目；先放开直接投资，后放开证券投资；先债券，后股票，再衍生产品；先机构，后个人；先小额，再大额”的规则进行。同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要与人民币跨境业务进程相适应。 我们知道，我国长达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的基本方向仍然在同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体系对接，从而将我国的市场纳入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市场。这种所谓的“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实际上兜售的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将资本项目自由化或者金融自由化与人民币国际化混为一谈。支撑这种倾向的一个流行论调就是寻求和发展一种中美之间所谓“G2”全球体制，“G2”论调的流行一时在于人们忘记了历史，从冷战时代的赫鲁晓夫提出的苏美“共同主宰世界”到冷战后美欧间形成的北约扩大，实际上都是不同版本的“G2”，结果美国推动的是苏联崩溃和去年不断深化发展的欧元危机；美国绝不肯将全球霸权与他国分享！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处于从属地位，将来会发生什么事用脚指头都能想到。与此相应的例子就是建立所谓超主权货币的主张，在美国主导的资本全球体系下，只会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如果超主权的世界货币主张符合美国资本的利益并为美国所接受，西方国家就会在上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际直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的特别提款权改组为世界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就不会产生美元的浮动汇率制。相对而言，浮动汇率制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当然不会拱手让出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基于同样的原因，争取扩大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投票权的做法，同样无法改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是与既有的国际金融旧秩序融合接轨的一个步骤，人民币仍旧是西方资本与货币的附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世界银行在《全球发展地平线2011》报告中预计，美元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面临变革，未来将可能出现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局面，不过是将人民币纳入既有的美元本位制国际体系一种忽悠。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华盛顿说过：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取决于市场选择，而非哪个人的主观愿望；如果这是一个命题，那么它的等价命题就是：市场是国际资本主导的，市场选择也就是资本选择，不是哪一个人的愿望，但一定是国际资本的愿望！这是一种盲目市场化、不计实质的论调。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误读为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惯例接轨，人民币汇率市场主导权就会落到美国资本手中，欧元的现在也就是人民币的将来，人民币强势崛起、作为世界货币一极的战略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必须与我国的全球战略相结合（如果我们有全球战略的话）,只能走“结算货币——区域或者集团货币——储备货币”的路子，辅之以一整套政策措施加以推进,首先着眼于区域性或者集团性货币联盟。 人民币主导国际收支下的可兑换与外币主导国际收支下的可兑换是有区别的。一直以来，关于我国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研究不计其数，主要内容大多围绕开放的前提条件以及开放的顺序等方面。这些研究，都有放弃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独立地位的嫌疑，因为在每一种货币背后，表面上货币是一个国家经济的象征，实质上每一种货币背后的真正的支持还是这个国家的资本势力集团，一个国家货币走向国际，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资本参与国际性经济活动。从国际货币发展历史来看，无论日元，还是当年的德国马克，其资本项目可兑换都是在本国货币在其发行国自身的国际收支中达到一定份额以后才开始的；货币自由兑换，不是简单将这个国家的货币运到国外去，而是资本的跨国境流动或者说是资本输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开放环境是外币主导还是本币主导非常关键，实际上是以货币为标志的国别资本在市场的主导权问题。这就要求货币发行国对本国资本出国不能放羊，而应该一刻也不能放松对市场主导权的把握，从而本国资本形成自我保护机制，防止被其他国家资本猎杀和财富外流。 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冠之以“人民币国际化”的名义，人民币国际化这个箩筐中被悄然塞进的都是形形色色的“自由化的赝品和烂货”，这是与人民币自主崛起的战略原则背道而驰的，使得我们的市场壁垒坍塌和国门洞开，对我国经济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也催生了资本循环体系下我国经济发生危机的种子。 第二部分：资本的国际循环 对外贸易过程 市场的产生源于社会分工，就单个的商品生产者而言，其生产活动常常是为了满足远方不为他所知的人们的消费；市场将这些生产活动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种社会体系，市场也就逐渐发展成一种人类社会化生存方式，人们彼此为对方生产所需。对外贸易的发生，意味着市场边界超出国界和国际化，使得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生存越来越相互依赖；在资本作为财富的一般社会形式的条件下，对外贸易的发生也就意味着资本的循环——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同时超出国界，这就是资本的国际循环。当然资本的国际循环因为资本本身的投机本性和金融的发展，在当今的世界除了对外贸易之外，更发展成为以国际大资本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资本国际绞杀和掠夺为特征的的资本全球性集中过程，也就是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循环。 我们这里先讨论对外贸易的资本国际循环。对于对外贸易，人们常常注重其产品国际流动的层面，而忽视其资本国际循环的社会内涵。就资本的社会再生产而言，产品的生产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就是人的体力和脑力与各种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等自然作用过程的结合，这是产品的生产阶段；此时的产品是自然的物质成果，徒具产品自身的意义，还没有被社会承认其有用性，亦即还没有被他人使用和消费。从生产供给到消费的过程也就是市场过程，这个过程是社会化的。产品在融入市场过程之后才转变为商品，也就是用来市场交换的产品。产品进入市场，被人购买，收回货币，从而完成通常所说“产业资本循环”。但是产品走向消费的过程因为市场购买者的不同未必就到此为止，产业资本循环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段；如果是购买者将商品直接拿回去使用，这个过程就戛然而止；如果这个购买者也不是最终使用者，而是购买后为了用比购买价更高的价格再转卖出去，经过一次或者多次转卖才到达使用者或者消费者手中，这个商品才能以它特定的使用价值退出市场过程。 我们知道，商业和资本因为投机牟利都产生于商品交换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资本的自然积累或者原始积累，资本在不断发展的投机活动中与越来越多的商品买卖者发生商品交换行为，低买高卖投机获取差价的行为也就将商品生产者或和消费者分离，从而构成资本主导下的市场过程。这也是市场过程或者说商业体系在人类社会化生存中成为中心的原因和关键。产业资本的循环必须将产品纳入市场过程才会成功，消费者也必须到市场中去寻找自己的需要的商品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来源于投机的利润——这个资本对社会财富的无偿占有形式——成为市场社会化过程的必然后果。产业资本循环过程意味着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商业资本在市场的循环，则是将整个人类维系于市场之中，在将商品分配于消费者和使用者的同时完成社会财富的分配。资本的利润来自于这个分配过程，本身构成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以资本积累的方式依赖和再作用于市场过程；以资本积累的方式依赖于市场过程，指的是利润在市场社会化过程的意义上存在，离开了市场，资本和利润都失去了本身的社会性意义，不成其为资本和利润；以资本积累方式再作用于市场过程，指的是利润会加入新的资本循环。产业资本循环的完成依赖于市场中的商业资本的低价收购，产业资本的利润的实现依赖于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就是产品的出厂售价与成本的差额，这是产业资本的利润来源；不然资本不会将自己的活动从市场领域向生产领域延伸。产品向市场提供，成为市场运行的必要要素，同时也成为投机的起点。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分工也就是资本内部的分工，利润率的大小有可能推动资本的在产业与商业间转移。如果资本的垄断跨越产业与商业之间的界限，从而将这两者一体化，出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就是包含所有资本利润的价格，因为资本通过投机将价格尽可能提高，形成垄断高价。 对外贸易是资本的循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依赖于国际市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卖出去，收回外国货币，就是出口贸易；他国资本的循环延伸到我国市场，就是进口贸易。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因为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西方资本在国际市场具有主导地位，西方资本不仅调节和匹配着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还操纵着国际贸易的价格。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出口商品的国际贸易利润是在他国市场完成的；在离岸价格上，国际贸易投机商对我们的出口商品是一种压价收购态势，导致这些商品的最终消费价格的绝大部分构成都留在了投机或者说流通领域；这一点有从美国进口商的进口价到中国产品的最终零售价之间的巨大价差为证，标有“中国制造”的美国苹果公司iPod播放机在发达国家市场零售价为299美元，其中中国出口组装厂只赚取4美元的加工费，而160美元被美国设计、运储、营销等环节的企业获得。因为出口导向，我们的产品的确占据了一部分国际市场，使得资本循环在国际上找到了顺畅循环的途径，但是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投机领域的利润，完全被他国资本拿走，尽管这些资本的利润体现为他国资本对最终消费国国民收入的无偿占有。西方资本因为国际贸易市场领域的主导地位，操纵着市场价格，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定价权”，压价收购活动一方面引起了我国生产商和出口商因为本国资本循环的压力的自相竞争和自相杀价，亦即“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而且因为压价收购活动一般而言是从低报价逐渐向高报价收购，也就意味着只有低报价的产品，才被市场的西方主导资本匹配进市场过程，高报价产品就有可能被隔绝于市场过程之外，资本循环无法完成；“商品到货币是惊险的一跳，这一跳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因为产品来源的国别竞争也是同样的情形。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被国际进口商从低价向高价收购是市场投机过程开始阶段最一般的形式。在进口贸易中，因为我国市场成为最终消费地，同样因为西方资本的市场主导权和定价权，商品从高报价向低报价渐次销售是投机卖出阶段最一般的形式，从而商品从市场进入消费。我们的资源进口就是由各种所谓“理由”支持的被国际资本投机加码的高价，这一点从我们的石油进口价格可以得到明证；中石油和中石化对进口石油产品的利润加成，其获利程度远不如国内自产。我们的国民收入也就这样被无偿占有。 很显然，因为既有的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我国对外贸易处于低卖贵买、两头受压的窘境，对外贸易的实际利益绝大部分落入了境外资本手中，说我们供养着西方资本是毫不为过。或许会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舶来品因为科学技术和管理的原因表现为高附加值，这种广泛流行的胡说之所以流行了很久，是因为人们忘了科学技术与管理大规模地引进社会化生产，只会给人们提供越来越质优价廉的产品，如果这些科学技术与管理是为了造福人类的话；社会生产组织更有效率，应该带来单位产品的成本下降与质量的改进，而不是消费价格反而越来越高；高附加值不管披上什么外衣，都是资本投机与垄断的结果；其原因在于市场体制，在于资本牟取暴利的投机性加价。 金融化和金融市场的资本循环 资本在市场中产生，也在市场中存在。如果说以前的资本再生产过程依赖于产业循环，以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为内容，那么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至少因为资本分工的原因，美国利用自己的全球体制，走向了日渐脱离实物财富生产、转向全球财富分配的方向，以专门掠夺他国资本为美国资本的增值来源。这也就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或虚拟化。由此出发，在利益流转和分配的市场体系中，美国经济或者市场成了这个体系的高端，成为全球资本再分配的场所。全球外汇平均日交易量，1973年为150亿美元，1983年600亿美元，1992年1万亿美元，2001年每天3万亿美元，而2001年国际贸易额仅仅每天平均350亿美元，炒汇量是产品和服务交易量的85倍。到上世纪末，世界物质贸易总额为6万亿美元，而金融产品交易为600万亿美元，世界真正的“贸易”不足金融活动量的1%！到现在，股票交易额与上市公司增加值，汇市交易额与世界进出口总额，期货交易额与期货交割的比例都接近100比1。 金融化是全球资本过剩的必然结果，由于全球性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资本循环赖以进行的最广大劳动者的最终消费相对萎缩，资本循环的最后阶段面临瓶颈，资本过剩就产生了。牟利是资本的本性，越来越多的资本脱离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只能寻找新的资本增值场所，从而社会财富的分配继续。以全球化为依托，全球各国市场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资本制定的全球惯例和规则接轨，美国资本在这些市场获得定价权和话语权，他国资本在市场处于从属地位，也成为美国资本的市场投机对手，美国资本在这些市场投机操纵以获取利润。全球资本源源流向美国市场或者美国资本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供美式金融绞肉机宰杀。这是当今美国资本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资本循环的时代新特征。没有投机就没有利润，资本的投机本性的面目在美国资本全球市场运行中更加显露无疑。资本循环从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的循环方式转换为货币-金融或者其他标的-更多的货币的循环方式，其中获取差价利润的本质仍然一如既往；资本循环脱离了物质生产过程，在金融市场中主导资本的利润来自于其他资本的损失，资本在金融市场零和博弈。因为全球市场体系被美国资本主导，全球资本在这个体系内进行跨国界流动和市场转移，开始寻求增值的冒险之旅。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处于资本食物链的最高端。 人民币升值条件下之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的资本循环依赖于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被西方资本主导和操纵，因此我国资本的国际循环处于高价进口和低价出口的局面。人民币兑美元和其他货币升值对进口资源价格的的积极影响，因为西方资本操纵国际资源价格而被迅速抵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我国进口最大宗的原油进口价格得到说明，就去年而言区区几个点的人民币升值远远赶不上石油从近80美元/桶上涨到近100美元/桶，所谓的人民币升值对抗“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仅仅具有自我安慰和聊为说辞的性质。 在我国对外贸易处于低价出口高价进口的格局下，人民币升值却会严重影响我国资本在出口贸易上的国际循环。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出口商品的美元报价上涨，美国进口商的海外采购在低报价优先选择的市场匹配顺序下，同样的商品因为其他国家的报价会变得相对较低而转向其他国家采购，因此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打击是整体性的，引起的是我国出口产品相对于其他国家出口的竞争力下降，从而被国际资本在市场匹配中淘汰，从而我国资本循环要么以亏损状态不断重复，要么停止循环。据中国机电、轻工、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过快将会给众多行业带来巨大冲击，许多行业的出口企业利润将大幅下降甚至面临亏损。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机电是我国出口产品中的大户，约占到出口总额的六成。中国许多机电产品虽占有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但因缺少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市场定价权较弱，较高市场份额并未带来相应经济效益，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企业难以适应人民币升值冲击。很显然，人民币升值打击的是我国依赖于国际市场的资本循环；一旦资本循环停滞，出口市场被他国资本或竞争者挤占，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就只有倒闭之一途。对于产业转型升级而言，资本向有待升级的产业转移需要许多条件，面临一个转型期，不可能一蹴而就；据企业家反映，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的理论脱离实际，其错误在于认为结构调整可随着汇率升值迅速实现，而实际情况则是经济结构改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人民币过快过度升值不仅难以优化经济结构，反而可能削弱企业生存能力导致问题积重难返。而且因为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庞大基数，即使是产业升级转型，也只能是局部或者有重点的，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都开始机器排挤人的过程，必须保持相当规模的资本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维持大量的劳动人口就业与生存。即使是在人民币迅速升值前我国的就业状况也不是很充分的。这是我国最大的基本国情。为了美国人虚伪的政治要求砸掉的是上亿人的饭碗的实际后果令人担忧！ 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避免所谓的关税战和贸易战。关税措施一般而言影响的是个别产品或者行业产品的出口，人民币升值则是影响的全部出口行业，以人民币升值导致所有出口行业的受损来交换因为某个国家对某些产品和某些行业加征关税的导致的受损，永远不会是一个“获益”的交换。汇率战比关税战更具有全局性。其实无论汇率战和关税战，美国打下去的本钱未必比我们雄厚。因为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已经没有尚待开发的大市场，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体系已经扩张到了尽头，次贷危机的爆发本身就是这种体系性扩张难以为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与此相应的是美国产业空心化和以消费信用膨胀支撑的美国消费市场因为失业大增而转向萎缩，美国市场对全球产业资本循环的牵引力早就今不如昔，已经比不上我国增长中的市场，美国市场的全球重要性大大下降。就中美贸易而言，因为美国的产业有相当部分向中国转移，这些美资企业在中国就地生产本身就是为了向美国出口初级工业品、零部件和消费品，这是中国产品输美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产业高低端的不同，形成目前的互补贸易格局。美国初级工业品和零部件的海外进口想轻易地撇开中国而另起炉灶，也必须考虑候选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工业配套能力，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条件不是其它国家短期能够具备的。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消费品来源地之一，一旦征收关税导致全面物价上涨，将会沉重打击美国目前本已脆弱的消费信用链，不仅引起美国民众不满，而且因为消费金融问题会引发美国金融系统的新动荡，成为新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在中国出口逐步转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条件下，相反我们应该越来越具备打贸易战的底气。贸易战和汇率战我们可能受害，但是美国或许受害更大。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说白了就是美国垄断资本贪得无厌的利益诉求和耍无赖，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能受到这些利益诉求的左右。美国对中国太阳能企业输美太阳能电池板的贸易行为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国则对从美国进口的大排量汽车提高关税。这种对等报复值得鼓励，关税武器本来不该只是美国会用！在斗争基础上合作才能让美国人清醒克制和行为收敛，才能改变我们单边受损的局面，才能避免正常贸易受不必要的干扰！ 美国力压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意图在于，不仅要窒息中国资本国际循环的活力，也要窒息美国在华投资的营利环境，让西方产业资本在华生产变得无利可图。这一方面可以驱使这些资本撤出，一部分回流美国市场，这是符合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谓“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企图的，尽管这个企图对照美国资本推动经济金融化的战略而言很值得怀疑是不是真心的；另一部分转向其他国家，从而抽空中国产业基础，使中国经济陷于紊乱。 去年以来，南非兰特贬值超过30%，印度卢比贬值达17%；巴西的雷亚尔自5月以来贬值超14%，俄罗斯卢布也自七八月起开始对美元贬值。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去年11月巴西跟随美国炒作人民币升值同样是因为自身利益需要，巴西主要是向中国出口铁矿石，因为中国钢铁行业的重组和削减产能，巴西铁矿石出口量和价格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如果中国人民币汇率上涨，以美元结算的巴西铁矿石对华出口就有利得多。对外经济政策的酝酿和出台就各国而言都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而我们的汇率政策却在给最广大的百姓找麻烦。美国人喊着要保护自己的工业和就业，难道我们的工业和就业就不该受到保护？事实上，美国全国制造业人口仅仅占美国全国就业人口的9%，而美国制造业的失业率是低于美国平均失业率的，为8%左右。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的就业人口，比美国要高出许多倍。 人民币升值条件下的汇率投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加快了人民币“走出去”的步伐。随着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启到今年开始在全国推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显著增加。目前与境内发生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业务的境外国家和地区已达181个，各项业务规模稳步扩大。至2011年末，银行累计办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业务结算金额2.58万亿元；资本项下人民币结算量稳步增长，2011年全年，银行累计办理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结算金额201.5亿元，外商直接投资结算金额907.2亿元。较开展跨境贸易结算之初的数额更是翻了数倍。随着去年10月份商务部《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中国人民银行也发布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出台。自2009年7月后发展起来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正在实现对国际收支中外币主导格局的逐步替代过程，目前已经形成了贸易结算、实业投资、跨境融资以及证券投资四个渠道的人民币跨境循环格局。 香港是主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截至2011年9月底，在港的人民币存款总额达6222亿元，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总额超过1663亿元。今年前9个月，经香港银行处理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交易额约为13294亿元，相当于内地对外贸易人民币结算额的80%以上。在此期间，香港人民币业务发展迅猛，截至2011年11月底，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机构数已超过132家，发放人民币贷款256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6273亿元，占香港全部银行存款的10%左右，人民币已成为除港币和美元之外的第三大货币。 因为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央行加息后人民币存款利率与美元和港元存款的低利率之间的利差，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并不平衡。人民币单向流出现象明显。据央行数据，2010年度5063亿元人民币结算量里，进口付款比例大约为85％-90％，出口付款人民币结算比例在10％-15％。而2011年前三季度进出口付款比例也大致与此相同。在境外增持人民币再利用离岸存款调入境内，可获得人民币一年期基准利率3.5％，而在许多金融机构发售的理财产品中，其（保本）收益率甚至能达到了5％以上；另一方面，持续升值的汇差也相当诱人，例如，2004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港元）升值37％，而2011年汇率升值了3.7％。境外机构与个人都有意在资产配置中保留一定比重的人民币资产而不愿卖出，持币待涨使得人民币单向流出特征相当明显。 推动人民币回流内地主要因素则是套利投机。2010年7月央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订了《补充合作备忘录》（四），作出了更多关于人民币交易的安排。央行还与中银香港签署了新修订的《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中银香港由是成为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通常认为人民币的更广泛使用有利于增强香港银行业的盈利能力，由于人民币贷款可发放范围的扩大，银行可以从贷款中获取更多利润。但事与愿违，香港的人民币贷款市场因为央行加息和人民币升值而十分狭小，贷款人借入人民币用于投资或消费后，偿还时将承受相应的利差与汇兑损失，香港的企业与个人不愿借贷人民币；银行吸收了大量人民币存款，却找不到受贷人，只能以0.79％的年利率存放于人民币的清算行中银香港。因此，香港银行业经营人民币业务多是薄利甚至亏损的。香港金融管理局数据显示，2010年底香港银行业对中国内地非银行客户的贷款总额达1.62万亿港元；2011年6月底这一金额达到2.03万亿港元。短短半年间增幅达25％以上。因为人民币升值导致香港本地企业和个人不愿使用人民币贷款，香港银行业的人民币贷款对象以内地企业为主，因为内地实施银根紧缩政策，内地银行的贷款利率比香港高很多。除内地企业直接来香港做人民币抵押贷款业务外，还有些资质较好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筹到资金后也是再贷给其他国内企业。香港银行业也因此热衷于接受内地银行开出的备付信用证担保并向内地在港关联企业发放外币贷款。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统计，截至2011年8月底，香港银行对内地银行持有的债权（包括信用证）总计2220亿美元，较2009年6月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刚开始启动时的320亿美元增长了6倍。香港银行人民币贷款总额由2011年初的20亿元上升至190亿元。香港金融管理局预测，在人民币FDI开启等因素的推动下，银行业向内地贷款还会继续增长。由于人民币国际化一开始在香港主要以人民币套利投机为目的，香港的企业与居民大多是屯币套利，用于市场结算较少，流通量更少。2011年11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向各银行发出《人民币业务与清算行平仓的规定》，要求银行在向香港的人民币清算行平仓时，要严格执行在真实贸易背景下的相关规定，并明确指出：“若银行有不符合资格的人民币持仓，除会被要求拆仓还原外，若屡次违规的则可能会被暂停与人民币清算行的平仓活动。”这都表明人民币在香港被主要是套利投机，而非大量流入实体经济领域。 人民币跨境流动在我国国际收支中的比重逐步提升，意味着部分的资本项目交易可以在无兑换环节的情况下发生。只要本币结算的资本项目交易越来越多，就意味着本币无兑换跨境流动覆盖的领域越来越大，我国将出现稳步增长的跨境人民币债权和负债，这些本币债权与负债可以形成对当前外币债权与负债的有效替代。这种替代过程，是人民币资本走出国门后的自然现象，但是由于经济的金融化和资本的投机逐利本性。大量的投机活动也随之产生。有分析人士估计，目前在国际货币离岸市场上，人民币年交易额已超过7300亿美元（约48000亿人民币），约相当于中国2010年GDP近40万亿人民币的10%。仅按照目前的交易额度：由于近年人民币升值率约为6%到8%，相当于境外持有人民币兑换美元者，每年至少可在汇兑交易中稳定赚取美元500亿美元（超过3000亿人民币）以上。这种汇兑损失只能是与人民币交易有关的持有外汇的中国政府或者企业承担。外币贬值是计价的结果，而实际的投机利润兑现和财富转移需通过对冲交易来实现。 人民币国际结算并没有促进贸易增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套利的平台。人民币升值不仅未能促进人民币的境外大量使用，而且因为汇率投机使得人民币被国际资本堵住回流。这还是目前人民币汇率定价被中国政府掌控下、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管道有限时的市场情形；一旦大规模人民币自由交易市场开辟，伴随着相应的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人民币就会面临2011年日元的情形，人民币汇率市场波动幅度和投机规模会远远超过目前的情形。日元目前还在为资本项目自由汇兑支付巨额代价，深陷泥潭而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热钱流入与物价上涨 随着近年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引发了境外资本对人民币的汇率投机活动，并且通过各种途径向境内流入。2010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3054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2260亿美元。2011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项目顺差1412亿美元，资本项目2501亿亿美元，资本流入16862亿美元，资本流出8361亿美元。加上去年以来境外资本在香港换成人民币以贷款形式的向内地流动，实际上境外资本流入要高于官方数字。国际热钱也就是短期投机资本，虽然我们无法准确界定其期限和数目，但是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资本出入境大幅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实现了从2万亿美元向3万亿美元的“跨越”。据央行数据还显示，去年四季度末中国外汇占款余额为253587.01亿元，外汇占款实际上反映的是境外资本的净流入，只不过换上了人民币的外衣。因为人民币升值和国内一些因素的影响，我国中小制造企业的盈利水平严重下降，以及通过投机在市场赚钱要快得多，利润也丰厚得多，这些资本中长期投资我国制造业的比例将会十分有限。而短期投机资本在进入我国市场后因为资本的牟利本性，绝不仅仅满足于在央行的外储“池子”中安度时光，满足于人民币升值和存贷款利息的套利。热钱的流入，不会是为了我们的生产建设而来，只能是短期投机谋取差价利润。这些热钱也就循着跨国资本对我国产业的控制领域涌入市场，在商品流通领域大肆投机炒作；同时因为央行为了给外储池子扩容而不断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导致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愈发恶劣，引起中小制造企业资本从生产领域退出，也转向流通市场。两股资本力量的合流也就使商品流通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炒作愈演愈烈，民间借贷利率高企，房价和消费物价上腾和部分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因此，境外资本的投机活动，不仅利用了我们政策和体制的汇率和利率差别，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将投机活动向其它市场领域蔓延。 所谓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原因绝不是什么货币原因，而是资本的投机活动所导致。物价的上扬也就造成了人民币在对外升值过程中，对内在同时贬值。美国力压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目的也就是为境外资本的对人民币汇率投机开辟道路，并且强化这种升值预期，从而引发国际资本以不断地向我国境内流动来推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为以美国资本为首的国际热钱投机保驾护航；而央行的外储“池子”恰好因应了这种企图，开门揖盗，于是物价上涨也就难以遏止了；这也是2011年央行货币政策越紧缩、消费物价越上涨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遏制通胀”的高论在境外资本的作弄下让人啼笑皆非。 去年中国政府部门的有关人士透露，为了平抑物价曾下发170多个文件，但是物价没有出现在这些文件过去下发时屡屡出现的应声下降；过去红头文件之所以能管住物价，是因为国有企业对市场的掌控，定价权在国有资本手中；红头文件失灵只能反映一个事实：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市场运行的主导权与价格的控制权已经转到了境外资本手中；国际资本才不理会这些文件，它们关心的是投机能否带来利润。跨国资本不仅控股了我们绝大部分支柱产业，而且连对民生至关重要的农业也逐渐落入跨国资本之手；对这些行业的所谓市场化改革，带给我们不仅是本国资本被外资绞杀的命运，而且还威胁到百姓的基本生存。这里我们以生猪行业举例说明。 因为生猪行业对外资开放和市场化，也就被外资大规模进驻。生猪行业生产从低谷到高峰一般需要三到四年时间，从2007年跨国投行高盛介入养猪行业开始计算，目前正是生猪出栏的高峰期。就我们13亿人民的主要肉食消费而言，消费习惯和传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也就是说猪肉消费量会有一个大致的常量；但是我们观察到的是，随着生猪出栏数的逐年迅速增长，价格也在随之上升，在猪肉价格的高峰同时出现的是最大批量的猪肉销售，因为这些跨国资本的循环需要，供给量大增的同时价格也被操纵走高。跨国资本对生猪行业的渗透和控制涉及这个产业链的所有环节，也就能够对所有的市场供给与需求进行调节和匹配；这种量价齐升也是对所谓市场供求机制的最好反驳。跨国资本的确带来了先进的养猪技术和工业化管理方式，但是我们吃上质优价廉的猪肉的念想同时也就成了泡影，老百姓吃的猪肉也比几年前贵了一倍多甚至两倍。去年猪肉价格的飙涨有跨国资本垄断的原因，但是国际热钱沿着跨国资本对市场的掌控路径与渠道参与炒作也“功不可没”，竟然出现了向欧洲和其它国家大批进口猪肉的现象。高价套现猪肉牟取投机利润才是这些资本的真正追求。如果猪肉价格在未来一两年中一直维持目前的高位或者下跌有限，那就只能意味着这个行业已经被跨国资本垄断。如果今后价格发生猛烈下降，致使行业出现一个低谷期，这种情形说明的是目前在养猪行业还有农户和小企业存在，降价的目的也就是将这些中国民间资本和农户赶出这个行业；但是这个价格低谷期即使出现也不会太长，行业最终会重归外资垄断并长期维持垄断高价。 与生猪行业类似的包括粮食、蔬菜和其他食品行业。消费物价的普涨意味着我国老百姓的收入缩水，手中的钞票越来越毛；老百姓收入损失的部分自然转化成资本的投机利润，这是资本进行财富掠夺的过程。这种资本投机过程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危害：一方面，作为最广大消费者的收入缩水，在社会分配中的占比下降，会影响我国市场的最终消费能力，从而导致产业资本循环规模的萎缩和经济增长与循环的动力衰减；另一方面，由于投机资本在一个个商品流通市场轮回炒作，导致这些行业生产的大起大落，从而影响产业资本循环和我国就业的稳定性；这一点在农业上最为严重，2010年以来，农产品被轮流炒了个遍，价格被操纵大涨的利润落入国内外投机资本手中，而价格大跌后对相关农户的生产投入则形成毁灭性打击，农民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少，推动了部分农户的贫困甚至破产进程；在我国工业领域的就业形势因为中小企业停产倒闭潮本来就已经非常严峻的情况下，逼迫农民将土地抛荒流向城市，后果难以逆料。因为外资对农业的逐行业进驻和掌控，意味着外资对土地的偏爱也就上升了，近来有关土地市场化改革的主流媒体声音也增加了不少，关于农村土地的冲突与纠纷时常见诸报端。 外汇储备与资本输出 外汇储备问题是去年最引人瞩目的话题之一。和外汇占款一样，外汇储备不过是资本国际循环中的一个现象形态。在资本输出方面，与人民币走向境外同时发生的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以及国有企业走向海外，这同样是中国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我们知道，目前的全球市场体系是由美国资本主导的，随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美国资本利用金融市场对他国资本进行绞杀，成为美国资本获得利润的基本来源，因此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也就演变为美式金融绞肉机或者资本绞肉机。在大众行为的市场机制当中，美式金融绞肉机基于三个市场条件：美国金融资本在市场的资本优势、主导地位和控制力，符合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市场规则，美式市场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成为市场主流。以美式经济金融理论为代表的金融价值观的传播，是为了美国金融资本培养听话的、基于“市场公平”飞蛾扑火般涌进资本绞肉机的猎物群或者说交易对手的人群（羊群），这个市场人群手中掌握的是代表一国社会财富的资本。这些羊群和资本涌向美国市场，美式金融绞肉机才能够起劲地运转。这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循环的新方式和新特征。我们的国有资本与外汇储备的海外投资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金融市场。从“两房债券”的巨亏到一系列中国国企陷入高盛公司的衍生品陷阱，从中投公司的美国市场折戟到我国外汇储备被美国国债绑架，都是中国国有资本国际循环和国民财富外流血淋淋的例子。在民间资本方面，我国主流媒体无中生有地炒作“富人移民潮”，就是为了将中国民间资本羊群赶入美国市场送宰；2008年到2010年间曾出现过民间和国企的赴美收购地产潮，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这些赴美投资和“两房债券”一样，永无翻本回头之日。 在国家外汇储备海外投资上，两房债券、美国国债和欧洲国债是主要的所谓“资产摆布”。这些债券的投资目前也就是一个账上有账下无的局面。美国“两房”已经退市，从目前的财务状况来看实际上已经破产，只不过因为美国政府为了安抚我们和对这些债券提供担保才勉强维持着这些债券的付息和让这两个烂透了的机构苟活世间。作为一个黩武性的国家，美国打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花费了1万多亿美元的战费，与我们购买美国国债借给它钱大体相当，说我们为战争提供资助不无原因；结果美国发动这两场战争在经济上所获甚少，严重入不敷出，尽管战费是借来的；美国也就被迫全球军事收缩。在美国产业空心化和金融利润作为财富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只要全球清醒的国家越多，对资本进入海外金融市场的控制越严，美国金融绞肉机就会陷入空转；这也是美国金融资本对我国、欧洲和日本拼命发动金融攻击的原因之一，力图利用既有的全球体制在全球轮回剪羊毛。为了维持下去，也就出现了去年上半年美国政界要人全球推销美国国债的场景，希望海外大债主们继续借钱给这个本身就负债累累的国家。美国政府靠借来的钱度日，而且这些钱还不够花；支付债券利息和关于美国政府和美国国债的信誉的信誓旦旦不过是想将借新债换旧债的“庞氏骗局”继续下去，政府债务还会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美联储在2011年9月实施的“扭转操作”——将4000亿美元即将到期的短期国债转为长期国债，这表面上避免了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3.0。扭转操作不是美联储自己可以单边实施的，它必须得到4000亿短期债券持有人的同意和配合。鉴于美国社保养老基金等决策程序复杂，而不太可能配合美联储；其它国家持有的美国国债量少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外管局有两次暗度陈仓——秘密配合美国财政部购买了4074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先例，而且为美国国债展期可以避免美国新的国债危机爆发，从而将账上有账下无的假象继续下去；人们因此有理由怀疑这4000亿短期美国国债来源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来自于中国外储。如果这是事实，也就是中国单独付出代价阻止了明面上的量化宽松3.0。美国人对全世界赖账的劣迹本身就有上世纪70年代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历史先例！从近些年美国全球耍无赖的行径来看，美国政府的信誉在利益面前连搽手纸都不如，想美国政府还债无异于与虎谋皮。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借给美国政府的钱被美国政府转手提供给了华尔街机构，这些美国金融机构反过来将这些钱投资新兴经济体（包括我国），每年的平均获利达到13%-15%；也就是美国资本利用我们的钱来对我们发动金融战和货币战。在全球经济危机情况下，近些年出现的救美国救欧洲和救日本的论调，不过是西方资本操纵主流媒体和喉舌对我们的忽悠，因此在舆论造势的推动下也就有了我国大买美国国债和希腊债券的大手笔。从希腊国债被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管、欧元区银行减记持有希腊国债资产、最后欧洲央行于去年12月给减记欧猪五国国债的银行大幅注资4890亿欧元的情况来看，欧洲根本不需要我们救济，不过是想跟美国有样学样地打我们外汇储备的主意。毕竟中国在美国国债上投资惊人，即使中国人追债，首当其冲的也是美国，在如何处理债务上欧洲必定也向美国有样学样。因为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体系，我国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在海外投资上也就缺乏有效的反制措施和安全保障；盲目迷信西方的经济金融逻辑，自然无法看清当今国际金融和资本国际循环的实质，也就造成了海外投资的幼稚鲁莽，国民财富白送式地外流。 外汇储备管理民间化和“藏汇于民”的主张在去年一度比较流行。这种主张的出笼，有推进外汇交易市场化和完善所谓外汇市场机制的意图，希望外汇交易民间化。诚然，外汇储备是我们国民财富的一部分，其权益归于人民。但是我们有必要清楚的是，在国家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没有能力管好的外汇储备，一旦藏汇民间化，让众多对外汇金融交易是门外汉的人们直接面对国际外汇市场，无非是为国际资本培养一大群市场羊群，从中国富人们的赴美收购潮最终黯然收场和偃旗息鼓来看，不会有好结果；实质是国家损失转由民间负担的一种托辞。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性地改革市场体制与机制和我们的民族资本在市场中获得主导权是先决条件，目前将市场主导权拱手让与外资的市场化改革，只会将外汇储备管理推入更加凶险的处境。 热钱的大规模流入和可以预计到的未来流出，也引发了我们对将来是否会发生外债集中到期支付出现危机的担忧。外汇储备常常被认为是外债支付的安全保障，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待商榷。据国家外汇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外汇储备2009年底为23991亿美元，2010年为28473亿美元，2011年31811亿美元。张庭宾先生曾在《反热钱战争》一书中，对截止2008年4月热钱总量做过评估：2003年以前国际热钱基本没有潜入中国，按照此前（1995-2002年）外汇储备年平均增长率29.55%，推算出2003-2008年4月止的正常外汇储备总额为1.15万亿美元，而当时实际外汇储备量已经达到了2.1144万亿美元，两者差额为9600亿美元。鉴于外商投资中国实业的高峰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外商投资中国服务业的高峰在2005年之前，这个9600亿美元的数字属于中性偏低的估值。除了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的第一轮人民币升值21.7%外，2010年6月-2011年10月人民币又第二轮升值7.7%，保守估计，在2008年4月后，国际热钱新增潜入3000亿美元。即国际热钱潜伏中国总量约在1.26万亿美元。国际热钱从2003年开始潜伏中国以来，适逢中国股市和楼市大牛市，按照30%的保守平均收益测算，它们在中国的盈利达3780亿美元。本金和盈利合计达1.638万亿美元。 他的这个估计和分析还有待扩展。首先在人民币保持升值的情形下，由于中国市场的经营环境对外国长期产业投资恶化，有可能会引发部分长期投资加速到期和原本计划来华的长期投资转向其他国家，也就是说热钱总量上升可能会来自这一部分加速到期的资本，美国政府竭力压迫人民币升值，本身就是为这些长期投资获得暴利后回流美国保驾护航。其次，一旦发生热钱集中流出，而且这种挤兑性质的热钱流出也就必然是美国资本通过它的全球体系实施的一个步骤，用以抽空中国经济，为达到目标也就会阻遏和掐断中国的支付来源。因为华尔街资本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控制，所谓的美国国债市场流动性好也就是一个幻影；届时华尔街资本在自身撤走在美国国债市场的买盘的同时，很容易通过大肆渲染中国卖出而将其他市场买盘驱离，就如同去年在希腊国债上的做法一样，希腊国债出现了价格被腰斩也没有买主的局面，国家债务在市场新旧转换不成就被“危机”；届时我们可能面临一个手中的美国国债即使大跌也可能找不到买主、或者不得不在华尔街资本指定的极低价位抛给华尔街机构和直接用大幅贬值的这些债券抵付热钱流出的局面。我国外汇储备的其他海外投资届时也可能面临同样的窘境。不仅如此，而且引发金融危机的屎盆子注定还会被美国和欧洲扣在中国政府头上。中国的“危机“过后意味着对中国财富的洗劫也就能够成功，华尔街资本仍然能够将美国国债价格重新做上去。 现行市场机制的这种卑劣的层面与特性因为市场所谓平稳运行的长期假象而不会被人们注意到，这也是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市场机制的原因之一，因为外汇储备全球最雄厚而对外债问题高枕无忧有点自欺欺人，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针对我们和对我们持续不利的全球市场体系。如果出现此种危局，应对上也只有恢复严厉外汇管制并且主动一次性地将人民币大幅贬值之一途，也就是将这些热钱憋死在中国；中国经济要么被外资抢光而殖民化，要么重新封闭运行；这会引发国际政治与军事的大变局。从这个角度也就更容易理解一方面美国力压人民币升值和要求中国放松外汇管制、另一方面又唱空中国的用意。 三种均衡论的简略考察 汇率均衡论 2011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项目顺差1412亿美元，资本项目2501亿亿美元，资本流入16862亿美元，资本流出8361亿美元。因为预计我国2011年经常项目的顺差下降到所谓GDP的2%以下，于是我们政学两界的一些人就开始为人民币汇率达到所谓“均衡”而庆幸。其中主要的依据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以及政界对均衡汇率的新 “认识”。这种新“认识“认为，判断一国汇率是否均衡最核心的指标是该国经常账户是否平衡，而不包括资本账户的平衡，因为资本账户的余额往往极大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其他大国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如欧债危机以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换言之，当今时代，不能要求汇率的上下浮动(从而达到“均衡”)去烫平资本账户大幅波动。按照这一新的标准，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均衡。这种论调首先就有用西方观念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倾向，即使拉所谓的国际上公认的宏观经济学权威、国际货币基金前副总裁斯坦利费舍尔的大旗作虎皮，也无法说明这种观点的所谓权威性就是科学性。其次，将资本项目置于宏观经济考察之外，本身就是对现实资本世界的割裂，而资本循环与流动就整个市场而言是一个相互影响和相互促动的整体或者系统，仅仅考察经常项目的所谓均衡与否，无论得出什么结论都脱离不了片面性。再次，在当前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影响越来越举足轻重的情况下，脱离资本流动来考察汇率均衡，离现实相距太远；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依赖所谓的供求-汇率决定机制的逻辑，外汇供求只包括经常项目的外汇收入与支付，当前更大量的资本项目的外汇收入与支付反而不在外汇供求之中，那么资本项目的外汇供求又该去“调节”什么呢？而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市场主导资本对这两个方面的供求都在进行调节与匹配并统一于市场运行之中。比如社会各界就2004年以来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流入相当规模短期资金的事实基本达成共识，但也没有有效的监控措施；2004年以来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差额的大幅波动能说明这期间的资本流动是十分异常。按照对汇率均衡的所谓“新认识”，是不是因为找不到有效应对措施就可以将这个事实放在政策的考虑之外？是不是这种短期而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就自然消失了？又次，外贸平衡是资本国际运动与循环的一个暂时性现象或者说是一种短期状态，资本的国际循环具有逐利性，因为利润的形成和差异常常改变循环的方向和目标市场，因此外贸不平衡具有经常性；即使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总体出现平衡，因为资本投机性的市场机制，也不会出现所谓的均衡汇率，浮动的汇率体制是美国资本选择的，资本的国际循环与运动必然推动汇率不断变动。综上所述，从一个片面的脱离现实的基础出发的所谓“科学”结论，在对经济政策指导上也就不值一文。无厘头的说法流传亵渎了经济研究的严肃性，也侮辱了这方面的科学探索。非要用这种类似瞎子摸象的所谓结论来制定政策并滥用硬施，只会将经济运行推向不可预料的更加混乱境地，误国害民。以人民币升值去推动贸易平衡，并在贸易平衡时去寻找所谓的“均衡汇率”，利用所谓的“均衡汇率”来巩固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政策成果”，将境内外资本循环既有的危害中国经济的格局保持下去；中国经济通向地狱的道路也就是由太多这种美好的愿望铺成的！ 货币均衡论 去年关于货币政策的“池子论”和人民币升值“反国际输入型通胀”逻辑的的践行，对于国人而言耳熟能详。“池子论”是一种货币均衡论，意在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抽紧银根，为国际资本流入腾地方，也就是建立热钱流入的“外储池子”，用池子将这些热钱圈起来，从而在货币供应总量上达到稳定和均衡，从而以此实现经济运行稳定和物价稳定。作为“池子论”的政策组合之一，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抽紧银根与发行央票是为了“反通货膨胀”，但是我们观察到的是，随着存款准备金率去年内连续十次一路上调到到21.5%的创纪录的水平，辅之以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政策决心不可谓不大，手段不可谓不重，与此同时消费物价也是一路上扬，颇有“反通胀”越反越高的态势；由此也产生另一个重大的负面效果，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与人民币升值一起，将我国中小企业推入倒闭破产的境地，打击我国的产业基础和就业。作为“池子论”的政策组合之二，就是将人民币升值直接纳入货币政策组合，理由之一也是反“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确去年的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口资源的价格上涨有些微的缓和，但是杯水车薪，几个百分点的人民币升值顶不住进口资源价格的大涨；2010年年中至去年底，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涨幅近50％，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与玉米1个月期货涨幅分别为40％与75％，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涨幅为51％。 货币政策“失灵”在我国早就不是第一次了，用货币政策来反“通货膨胀”，其理论基础就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西方货币数量论和利率的市场供求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是将资本循环从市场运行中抽离出来，市场运行的社会行为与利益基础也就被抽空，从而货币也就成了中性物，货币政策也就成了空对空的空想与空谈。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当纸币处于印钞机生产的产品状态，也就是一个自然物；只有纸币进入市场过程，这种印刷机生产的产品才能与人们的价值观念相联系而社会化，从而成为货币；进入市场的纸币成为货币，同时因为其逐利动机，比如央行的基准利率，货币同时资本化。货币资本化，意味着市场中的资本的名义总量扩张，以更大的货币额或者资本额参与资本循环，不仅强化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控制，因为央行贷款是有选择的，垄断资本因为实力和信誉而具有优先权，也扩大了获得央行授信的资本对市场其他资本的优势。在这里，央行的授信或者贷款，实际上提供了一批资本，这批相对较低利率的资本会在资本循环过程中排挤社会资本总量中利率要求较高的资本；因为利率较低的资本在资本运用中会得到优先使用。因此，货币政策的实质是资本政策。 从去年的情形看，因为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引起了境外热钱向境内流动，与境内从产业中游离出来的资本一起，涌入房地产、原材料以及消费品流通市场而大肆炒作，大规模资本的投机性炒作也就导致了物价上涨。去年央行的“池子论”的践行，实际上是定向宽松和定向紧缩政策。对国际热钱或者说境外资本实行的是宽松政策，因此外资手中的人民币“通货”也就“膨胀”了，而中国中小企业手中的“通货”自然也就“紧缩”了。事情当然不会按照央行高管们的那种“货币均衡”的算盘发展，资本是人格化和要牟利的，绝不会安分地躺在“池子”里享受阳光和度假，而是哪里投机风行就会向哪里扎堆，于是也就出现了“反通胀与通胀”并行的局面。 去年的国内经济怪像给我们的央行高官们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大课，不过这个大课的开讲过程过于奢华，代价巨大，是全体内资企业和13亿人民给他们支付的天价“上课费”，他们的海外留学费用与这笔上课费相比可是九牛一毛；问题是他们似乎在这个大课中还没听懂，或者根本就没心思听。西方的学者、媒体和官员，至今仍然在纷纷“理直气壮“地以货币升值可用来抑制通胀为由，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这种呼声，当然是国际资本的要求，同时也是威胁；近年来国际资本在中国将通货膨胀玩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人民币不升值，就“通胀”给中国货币当局看！他们这也是在给央行高官们上课！于是国内关于人民币2012年还要继续升值3%到4%的“预测”也就流行起来；如果这是政策暗示，结合外汇管制开闸，为了“货币均衡”的缘故估计“外储池子”还得深挖扩容，将近三十年来在全球泛滥的几十万亿美元最好都装进去。 全球经济再平衡论 “全球经济再平衡”同样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笔者还是要再翻炒一下这锅夹生饭。几年来关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呼吁也是不时听闻。既然需要“再平衡”，那么全球经济的现状就是失衡状态，关于经济失衡的研究著述，可谓浩如烟海；诸如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及美元本位制有关，人民币汇率与美国贸易赤字无关等等，这里难以逐一述及。失衡必有其始作俑者，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体制。因为美国资本的全球市场扩张与控制，目前的全球财富分配是一个从绝大多数人向少数人集中的过程，也是全球资本和财富向美国长期净流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也就发生了形形色色的“失衡现象”；换言之，这些所谓的失衡是既有的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体制创造出来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国民财富虽然在持续增长，但是财富的持续外流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外流的财富自然成为国际资本的利润。西方国家在得了便宜之后，反而将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嫁祸于我们头上，本身是颠倒是非和混淆黑白的，白拿习惯了也就恬不知耻！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呼吁和施压中国，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失衡进行政策和体制调整，实际上是要中国为它们制造的“失衡“麻烦买单，同时通过市场化及与国际惯例接轨，维持西方资本继续从我国掠夺财富的机制和体制。这些国家在呼吁再平衡的同时，也在继续制造着下一阶段更大的不平衡，因此不平衡也就成为目前世界经济的常态和固有结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体制与政策调整，如果随着西方的指挥棒转动，将会无止无休，支付调整的代价也就无穷无尽！ 第三部分：天下资本围攻中国局面的形成 中国经济处于转折关口 美国资本向金融领域转移，占据全球市场体系的财富分配高端，推动经济金融化进程，从而也就推动了全球市场体系的功能由财富创造向财富分配的转变，以零和博弈为特征这种市场体系对全球经济的增长的作用也就逐步丧失。次贷危机是二战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张、从而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次贷危机是这个全球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次贷危机的一个方面的意义在于将这种体系性危机凸显在世人面前，在一个可能较长的时期内世界各国轮番被“危机”将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全球体系无法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民族国家有所得，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上付出代价，在“两房债券”中中国成了被“危机”和美国垄断资本和美国政府利用全球体系进行欺诈的对象。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资本倡导的全球化“浪潮”悄然而起，这一方面将全人类的生存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美国资本主导的市场范围与边界的持续扩展。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被逐步纳入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的过程的三十年。西方资本持续流入毫无疑问大大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进程表现在既有的工业部门的升级和缺乏的工业门类的补齐，一个个工业和产业的市场饱和与市场继起，也就构成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长经济周期。在一个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与市场体系中，经济周期是资本主导和持续发展的大规模群体行为或者人群行为，是经济领域中的“社会运动”。经济周期发端，有赖于一个甚至几个新产业的扩张过程。在经济周期的上扬过程中，社会资本会向这些新产业持续流入，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迅速向这些行业集中和堆积，同时由于就业增长和对新产品的消费，也会引起整体消费的上升，直到这些新产业的产品消费出现饱和。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产业的产品价格会出现供给和需求同向增加、自我强化的价格升降过程。由于产业的关联性，相关联的产业也会被新产业带动，在资本的操纵下出现相应的市场价格波动。一旦这些产品的消费市场迅速饱和，市场价格的持续下降过程开始出现，经济周期也就转入下降轨道，直到接续的新兴产业出现。在一个个细分市场当中，以资本和投机为主导的和以市场群体行为过程为内容的市场价格机制发生作用。市场成为经济体系的联接基础，在资本和投机主导的和以市场群体行为过程为内容的市场价格机制下，新兴产业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成为整个经济周期的动力和源泉。新兴产业的扩张和收缩以及对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影响，常常成为经济周期性循环的基本内容。新兴产业的高峰和低谷，常常也是经济周期的高峰和低谷；在商品市场上消费热潮和金融市场上的以新兴产业股票为龙头的股市繁荣，成为经济繁荣的标志；商品市场的萧条和金融市场上的以新兴产业股票为龙头的股市萧条同样也成为经济萧条的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工业化进程所导致的产业持续升级，一个个新产业和行业在饱和后的行业与产业之后迅速继起，处于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我们的经济长周期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西方国家向我们的产业梯度转移过程，这些在西方国家市场已经饱和的工业能力的向中国转移，也就意味着西方产业资本在中国的重生和利润空间的大幅扩大。但是这种产业转移不是无止境的，仅限于中端和低端工业，也就是中国成为西方的初级工业品和零部件加工厂。西方国家对华的高端工业技术封锁几十年来罕有松动，其本质还是将中国置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从属地位，避免培养一个全球范围内政治与经济的竞争对手；这也是我国目前的一些人主张继续以“市场换技术与管理”的路子走到尽头的根本原因；市场还在应西方资本的要求开放，西方对华高端工业技术封锁一如既往。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经济长周期上升段持续到目前为止，如果不走自主研发和对中西部进行开发的路子，继续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空间和领域，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长周期按照市场机制下产业循环的周期性过程极有可能因此走向下降轨道。 换言之，我国利用既有的全球体系推动经济扩张，在全球科学技术发展短期内难以飞跃换代和西方对华技术封锁、全球经济越来越金融化和零和博弈的条件下，已经难以为继，既有的体系对我们的助力会越来越少，而参与分配我们财富的资本企图和欲望也就不可避免地膨胀了。我国对外资在政策上给予他们巨大的优惠，甚至给予它们超国民待遇，为了工业化可谓支付了相应的代价，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在开放过程中的过度让步，使得我国对待外资超越了“利用”的界限，严重忽视了产业与市场的自主权，外资成为我们经济的高高在上的主宰；在我国的27个支柱产业中，被外资控制了21个，而且最新发展到了外资逐步控制我们的农业以及威胁这个民族生存繁衍的地步；市场运行的主导权也归于外国资本，政府和国企对物价的调控能力丧失。在跨国资本控制我国产业和体系性操纵我国市场的情况下，通过西方资本主导的市场机制来对我国进行财富掠夺也就成为必然。以资本的国际循环和大规模跨境流动为基本内容的货币战争，也就成为导致我国财富外流、人民持续贫困化和经济殖民化加深的现象形态。 跨国资本围攻中国的阵线 在这场货币战争中，以美元为标志的美国垄断资本具有全球霸权或者说建立了全球性的市场体系，美元资本始终处于进攻或者试图控制的的一方。在全球战略冲突与合作的层面上，货币战争体现的不过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金融与资本维度，国际性资本集团的共存导致了全球货币混战的局面。因为利益的共同性，各种货币代表的相关各方，会在共同和近似的利益层面上握手言欢；因为利益上的差异和冲突，它们又在其它方面针锋相对，货币战争的阵线具有多维性。货币阵线的形成与消失永远跟随着利益的变化与消失。利益的多样性和货币战线的多维性是当今货币混战的特征之一。各国之间既在某些方面合作，又在另一些领域对抗与竞争，寻求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利益关系相互交织和盘根错节，各国政府及其背后的资本势力集团都在衡量利益得失后采取行动。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只要能够获得利润，资本会涌向带来利润的任何市场市场。在我国市场的主导权被跨国资本掌控的情况下，在高盛、美银等跨国投行与跨国公司不断的暴利奇迹的示范下，天下资本涌向中国牟利就不再是想象中的场景，而是我们面临的残酷现实。2011年人民币外升5%,外资3万亿美元热钱套汇利润1500亿美元，超过中国2011年贸易顺差，欧元一年贬值15%,中国1万亿欧元外储又损失1500亿欧元，折合1.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左大培先生估计，送给外资的银行财产至少为1万亿元人民币，占2006年中国GDP的5％，而中国的全部医疗保健开支也不过占中国CDP的6％。左大培先生痛心流涕地称，“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据有关人士估计，外资热钱连本带利3万亿美元在中国炒股、炒楼、套利和套汇，每年获利数以万亿元人民币计，外资还在石油、铁矿石等中国高价进口的大宗商品上每年赚中国1万多亿元人民币，中国汽车业利润的70%归了外资，中国富人移民每年给欧美带去2千亿元人民币，中国在购买欧美垃圾债等投资和在利比亚、沙特、缅甸等国承包的工程上亏损了数万亿元人民币。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暴赚，而中国在欧美资本市场投资巨亏，这就是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中国经济规模仅是美国三分之一多点，美元世界流通，美国的广义货币M2折成人民币60万亿，人民币在中国流通，中国广义货币M2高达82万亿，广义货币M2却比美国还多34%,世界第一。随着我国外汇管制的逐渐消解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资本的跨境流动和市场投机的阻碍越来越少，中国也就成了这些外国资本牟利的天堂，全球没有比中国更容易赚钱的地方了！就资本在中国更容易获取利润和共同掠夺中国财富而言，境外资本也就因为共同的利益目标结成阵线，从而形成围攻中国的局面。 这个围攻中国的资本阵线，毫无疑问是美国牵头的。美国政府和国会均设有专门负责经济安全的机构，早在里根执政时期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具有策划金融战和货币战的“国家安全规划组”，统一调动中情局和政府外交、经济部门力量，实施了加速前苏联解体的秘密战略图谋，在从苏联洗劫天量财富的同时，巩固了自己的全球霸权和推动全球化进程。而围攻中国的资本阵线的具体形成，则是美国通过力压人民币升值，运用自己的全球体系，比如操纵世界各国的信用评级降级潮，给各国资本创造涌向中国和人民币的体系性套利空间，从而促使这些资本结成对华阵线，将金融战和货币战的主要目标之一转向中国。 早在2010年10月9日首尔G20是峰会之前，G7国家就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达成共识，并就督促人民币升值方面达成一致。去年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屡屡起源于美国，然后是欧洲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唱和。美联储去年11月30日发表声明说，决定与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欧洲中央银行以及瑞士国民银行采取协调行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全球金融体系。但水淹南方经济的图谋因为参与六方的各怀心事而难以彰显；美国因为美元本位制的体系优势，将这些国家当成了美元泛滥的泄洪渠道，同一汇率的货币互换不过是要求印钞竞赛应该统一步调和协调阵线，联合行动的矛头所指当然是新兴经济体；而就日本和欧洲而言，因为欧债危机和日元升值僵局，在美国意图假途伐虢的这种联合行动中自己似乎成了首当其冲的被淹者，接受美元的积极性也就大幅降低。日本因为在日元升值中本来就在和美国进行货币宽松竞赛！欧元区则对欧元区银行业注资4890亿欧元，同时退出美国呼吁人民币升值的阵营。而西方国家之间内部矛盾并不妨碍它们在对华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启动以来，已经出现了显著调整。人民币名义汇率对美元累计升值达到30%，对加元升值8.7%，对欧元升值16.7%，对英镑升值45.7%。如果考虑中美之间通货膨胀的差别，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对美元升值已超过40%。2011年8月1日到2011年12月2日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12%，对澳元升值8.61%，对加元升值7.49%，对欧元升值7.94%，对英镑升值5.78%。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它们都在共享，这些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资本也自然会流向人民币套利。 国家之间没有天然的盟友，只有现实的利益。去年以来，南非兰特贬值超过30%，印度卢比贬值达17%；巴西雷亚尔自5月以来贬值超14%，俄罗斯卢布也自七八月起开始对美元贬值。货币贬值不仅包括金砖国家，也有墨西哥、匈牙利、土耳其、越南、肯尼亚等各大洲的新兴经济体代表。这些新兴经济体也在利用目前的全球体系，一方面资本可以针对人民币升值套利，另一方面就是对中国输美和输欧的产品市场取而代之，使自己国家的资本循环更加扩张和顺畅。 对人民币的货币攻击是体系性的，围攻中国的资本阵线是基于利益的缘故，不管这个阵线中的不同资本势力集团之间有着什么样矛盾和问题，牟利才是资本的硬道理。随着境外资本沿着我们自拆的外汇管制壁垒流入，我国经济也就被热钱水淹，物价投机性上涨，而且随着“池子”开挖，流进来的国际“祸水”还在推动被淹的水面升高。反观“人民币是惟一的持续对美元升值的货币，是全球金融动荡中巍然屹立的砥柱”的论调，是多么地可笑和愚不可及，还在梦呓“全球的稳定与平衡”。人民币已经成为围攻的靶子，向这个靶子射出一只只鸣镝的正是美国资本，随着美国鸣镝的凄啸，箭雨也就阵阵而来。 人民币汇率攻击测试——蹊跷的人民币汇率12跌停 关于去年12月份人民币汇率的12个跌停，可谓是众所纷纭，莫衷一是。自11月30日开始，尽管出现了12个跌停，但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入12月后保持稳定，12月15日的中间价相比11月底人民币仍有0.1%的升值；而且于12月28日创出了汇改以来的新高。我们知道，上海的人民币汇率管理仍然归中国政府掌控，以前日汇率中间价作为次日汇率的基准。如果是中国政府有意推动汇率贬值，可以采取一次性大幅贬值的方式，从而缓解我国出口企业困境，并对国际游资的进入进行闷杀，就如同瑞士去年九月曾经做过的那样；因为实际汇率没有下降，跌停对中国政府而言毫无意义，12个跌停不可能是中国政府政策意志。12月7日，商务部官员评论人民币近日的跌停走势，认为这说明人民币汇率未受官方控制，人民币的汇率是按照市场变化和市场需求浮动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而此前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就是既可以升值，也可以贬值。 连续跌停现象发生，也和央行的所谓扩大汇率弹性无关，因为按照“汇率的供求理论”的央行政策逻辑，扩大汇率弹性或者波动幅度，以试探供求关系的变化，无疑需要适当的汇率波幅才能观察，而央行的每日中间价的上提根本就无法测试所谓“汇率弹性”。 热钱流出的说法同样让人难以信服；就汇率投机资本而言，它们不会在一个卖出时没有买盘的市场大规模退出，实际上手中的人民币也无法换成美元；热钱流出一般会选择在人民币汇率走高的末期进行，交易量会大幅增加，成交踊跃。中国人民银行1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包括央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外汇占款10至12月分别下降248.92、279、1003.3亿元。不包括央行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外汇占款10月增加644.48亿元人民币，11月下降18.2亿元，12月下降692.7亿元。尽管热钱流向境外发生了异常的波动，也相对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而言微不足道。因此国内一些媒体关于热钱大规模流出的渲染有些言过其实。 如果考虑到我国外汇体制运行的现实状态和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笔者倾向性认为12个跌停的产生，是境外资本的刻意“杰作”，其目的一方面试探中国政府的对汇率问题的态度。与汇率跌停同时发生的是12月初原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站出来呼吁：中国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将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如果人民币升值速度放慢，对中国而言将是不幸的，而且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国会和总统选举即将来临，美国经济又处在低谷，这是一个危险时期，美国可能把国内的经济问题归罪于中国。这说明美国力压人民币升值的基调并未变化。跌停的发生也恰值美国财长来华访问前期，12月10日盖特纳来华主要想讨论伊朗石油禁运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在此之前盖特纳在国际上不同场合多次提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问题。境外资本的这番做作，实际上在向盖特纳展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每日中间价被央行控制和发布、因为市场“发育不足”人民币跌停而缺乏成交等等，亦即将离外汇自由交易和资本的自由跨境流动的市场化目标相距甚远的现状凸显出来，为盖特纳谈人民币汇率问题提供具体指引。而跌停的发生恰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12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就《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操纵汇率，我国的汇率是按照市场的变化和市场需求浮动的。撇清中国政府和市场被操纵“异常”的关系，也是想勉强封堵盖特纳的口。此后发生的事情也就不言自明：12月16日早盘时段，在即期汇率再次大幅贬值，最低至6.3735后，该报价突然直线上涨，最高触及6.3324，涨幅高达411个基点；并于28日创汇改以来新高。 另一方面，连续跌停现象的发生，也是一次对人民币汇率的攻击测试，测试当前人民币汇率机制在攻击下是如何运行的。2011年9月中旬以来，香港离岸人民币远期非交割市场(NDF市场)、香港离岸人民币可交割市场的人民币/美元汇率出现一些“反常”的变化。香港离岸人民币(CNH)汇率一向高于在岸(境内)人民币(CNY)汇率(即在香港外汇市场人民币较贵)，跌停前夕前者却低于后者。香港NDF在过去一向被看作是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指示计，NDF的汇率却明显低于市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香港可交割人民币远期(DF)汇率也同样如此。中银(香港)此前曾因香港金融机构对人民币的购买而常用完出售人民币的额度；12月初却出现购买人民币额度被用完的情况。因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被境外资本控制，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双轨制和存在汇差，境外资本早已提前布局，通过套取这种汇差利益的投机行动来测试上海外汇市场国有资本的反应，同时看能否建立两地的套利机制，从而推动内外汇率并轨，结果在12个跌停期间遇上了有价无市的局面。从这个过程反观外汇市场机制还存在因外汇被国家掌控而市场流动性不足、内地汇率被中国官方基准价指导牵引、人民币国际化通道存在额度控制等等因素。 这个测试，也让境外资本进一步了解了我国外汇市场预期的形成与特点。就人民币汇率连续跌停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很明确的看空题材。因为人民币的连续跌停，也引发了专家们的热议，一时间媒体关于人民币汇率下跌的热钱流出说、贸易顺差缩减说、做空新兴经济体说、金融机构风险说和欧债危机说等等热闹一时，引导看空预期形成。根据金融界11月份的研究数据，当月银行理财产品人民币类产品占比超过90%。而短期外汇理财产品越来越成为主流。“整个外汇理财产品的前景并不明朗，客户对外币理财产品的需求也受到了压抑，不过在近期人民币汇率看跌的背景下，一些企业客户对外币理财产品的需求有上升的迹象。”11月以来，银行推出的美元理财产品收益有所提高；光大银行11月发行的一款美元产品，期限一年，预期收益率高达5.1%；而多家银行发行的3个月期美元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在3.65%的水平。12月6日广州的二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境外客为了抛售而大幅降价的情况。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统计，2010年人民币自内地进出香港的比例为3：1。即“如果有1块钱从香港支付到内地，就有3块钱自内地支付到香港”。而到2011年9月，这一比例已经逐步下降为0.8：1，出现了出大于入的逆转。布隆博格发布的一项对经济学家和分析师的预测性调查显示，“随着中国出口顺差持续减少，人民币未来4个月内兑换美元的汇率走势将出现疲软。”一时间有关人民币升值趋势终止、转向下降趋势的看法在国内外蔓延。而随着人民币12月28日创出汇改以来新高，市场预期风向呼呼反转，关于人民币汇率在2012年升值4%-5%的预测又流行起来。 蹊跷怪异的人民币汇率连续跌停，和与此相关的的种种事件和现象，都成为境外机构的观察目标和第一手的资料，从而有助于他们对中国的汇率机制和外汇体制作出评估，并以此推动中国的汇率市场化改革，确定要求中国在外汇领域继续与国际接轨的方面和内容，为以后的大规模金融攻击准备条件。 “市场化改革”的多领域多层次推进与持续投机局面的出现 资本项目自由化和汇率市场化是在我国当前的“市场化浪潮”的背景下进行的，同时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因为外汇管制程度对资本跨境流动的关键性，诸如集中结售汇和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等手段的保留，也就让境外资本产生了“测试”中国外汇体制运行的必要，实际情形是资本短期、集中性和大规模跨境流动受到了制度上的阻滞，搞清楚资本自由流动的阻碍到底在哪里和影响程度。在热钱短期无法集中大规模流出的情况下，随着境外热钱累积性流入，这些热钱一方面必然继续推动我国市场的投机性炒作过程，以获取投机利润，这会带来我国市场物价与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震荡和市场比价关系的混乱，经济运行更加不稳定；另一方面与境外资本的投机便利和跨境自由流动相适应，出现的必然是“市场化改革”多领域多层次推进，为境外资本在我国市场的自由投机活动逐步扫清障碍。市场化改革和物价的大幅震荡会相互推进，深化蔓延，这两者的相互作用过程的推动力一方面会来自境外资本的母国对中国的进一步开放要求和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就是国内的市场改革派和接轨派的主动“接轨”。这里我们因为篇幅原因只能将讨论限于金融领域。 2005年7月21日，我国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实际运行来看，这种汇改目标是浑浑噩噩和不知所终的；说它浑浑噩噩在于人民币的实际升值近40%，而且是在美国压力和监督下进行，实际上是按照别人的利益需要在“管理”，对我们的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害；说它不知所终，在于所谓的“汇率平衡”和“全球经济再平衡”根本就是一个幻影，拼命地向一个并不存在的目标勇往直前，或许是决策者的个人私心或者病态癖好，这种个人私欲绑架了13亿人民的福祉，也就是一种万死莫赎的邪恶。可以预言，汇率“弹起来”和进一步市场化，带来的必定是将来投机活动的更加盛行。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12月5日敦促中国为外国银行、保险商和证券公司在华运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骆家辉在香港出席一个会议的间隙表示，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华运营不会对中国构成竞争威胁。这反而有助于释放中外金融企业的产品创新潜力。 在入世后的几年里，我国积极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不断放开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目前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已无障碍。银行领域目前最喧嚣的声音是“利率市场化”和“央行的独立性”。在外资银行开始大规模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情况下，所谓利率的市场化，就是外资在寻求利率的定价权和动摇国有银行在我国经济中的举重轻重地位，通过利率的自由浮动，引发存贷款在中外机构间的大规模流动，从而推动我国银行体系的震荡与危机，外资进而控制我们的经济命脉。我们知道，央行的所谓货币政策实际上是资本政策，央行独立与利率市场化，反映的不过是外资企图控制我们资本供应的水龙头，将央行赋予独立性，从而逐步远离国家控制，央行以后的机构运行也就更要看境内外资本势力集团的脸色。 在资本和金融市场，扩大RQFII的审批也就是扩大A股市场对外资的进一步开放，在股市下跌一年多的背景下，也就是怂恿和鼓励外资投行和基金入市抄底，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贱卖”。呼吁开设国际板的声音至今时有所闻并且声音越来越小，只不过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股市参与者认识到了国际板不过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股市的提款机！人们或许为暂缓养老金进入股市庆幸；不过更应该警惕的是在将来某个时间重启，使得人民的养老保命钱在股市高位成为外资卖出股票的接盘者，彼时的危害性比现在还要大！以规避风险为名引入各种金融衍生品，如股指期货、融资融券、信用违约（CDS）、外汇对冲套利工具等等，一方面“完善”做空机制，使得金融市场的投机牟利活动在下跌时也能进行，从而使市场的主导资本多空互换能够更顺当，投机活动更有连续性；另一方面，在西方经济金融“去杠杆化”的背景下，反而将诸多形式的金融杠杆引入我们的市场机制，也就加大了中小资本在市场被更快和更彻底的掠夺转移，跨国资本和大资本的市场财富聚敛过程也就更快，中国金融市场的资本绞肉机也就更加犀利和锋利。在政府债务方面，地方性政府债务和中央政府国债规模越来越大，建立所谓“强大”的国债市场，是在走西方国家的滚雪球“国债膨胀”老路。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也就逐步西化，一旦西方的市场体制和机制被完全复制到我国经济组织体系之中，那么这种体制和机制最终的运行结果也就与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周期性结果类似，中国经济也会有了周期性繁荣与危机。我们有必要回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诸多经济危机前都是怎样一种乐观和兴奋的社会氛围，回忆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由盛转衰的历史镜像，回忆西方一次次危机来临前的市场状态。其实长期观察和研究西方经济周期性运行的人们也就不难发现，在经济繁荣的高峰附近，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繁荣过后灾难也就接踵而至；我们目前观察到了中国经济中的投机活动的越来越盛行，物价涨落已经超越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市场化改革越接近接轨和复制西方体制和机制的目标，灾难的魅影也就离我们越接近；与我们的现状相比有多少惊人的相似之处？经济危机的前夜常常是幸福而安宁的，也是乐观与狂热的！市场化，将西方的机制与体制复制到我们的经济体系之中，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应对西方几百年来都没有医治好的痼疾？ 历史重演——惊人相似的一幕 天下资本围攻中国局面的形成，基于我们的时代和体制背景，其中的巨大利益动机和战略企图昭然若揭；随着我们的所谓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随着境外资本的贪欲膨胀，这个严峻局面不是在缓和与逐步消解，而是在日益发展和扩大，西方资本对华阵线也在不断试图巩固。在今年1月25日达沃斯论坛上，美国财长盖特纳再向中国“发难”，声称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威胁全球贸易体系，而且人民币不仅应对美元升值，对欧元及日圆也应升值。 历史总是在不同的场合与场景下重演。由此笔者联想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彼时的中国正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这种“狂潮”是政治军事上的，英国当时是世界霸主，尽管列强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是因为在对华掠夺上有着高度一致的利益动机，于是八国联军就组成了，《辛丑条约》就签订了，我国彼时的“对外开放”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八国联军使用的是枪炮，手段是杀人放火，使我们的政治自主权和民族独立丧失。在21世纪初的中国只不过在经济金融上正在重演这一幕历史的旧剧，美国是世界霸主，各国资本之间同样面临利益上的激烈冲突，但是因为到中国来最容易赚钱，也就形成了热钱觊觎和囤积中国的局面，于是“天下资本对华联军”再次形成了，我们的对外开放还在极力推进之中。新的资本对华联军使用的则是货币与资本，手段是市场化与资本投机，使我们的市场自主权和经济主权丧失。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近现代以来苦难的中国龙，还要面临新的劫数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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