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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美债 人民币深耕国际化 中国终于告别了多年的美国“最大债主”头衔，日前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中国2月继续减持美国国债，而日本则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业内认为，中国减持美国国债，既有自身外交的需求，也有人民币国际化的考虑，随着中国在金砖国家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有望提速。 连续6个月减持 数据显示，2月中国减持了154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规模降至1.2237万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6个月减持美国国债。过去一年，中国净减持492亿美元美国国债。截至2014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84万亿美元。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国债可以买，但现在中国主要是买的太多，美国国债收益率很低，10年期利率也仅2%，而中国5年期国债都超过5%。中国外汇储备可以买一点美国国债，但是不要买太多，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以前最多的时候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到1.37万亿美元，占美国海外国债的将近1/4。 “目前中国正在开展积极的外交，参与成立金砖国家银行、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发起成立亚投行，今年底还将着手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这些中国都需要出资，而且占比不少；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比较低，我国石油等战略储备还比较少，需要趁机加大石油、铜、锌等大宗战略物资进口；我国虽然外汇储备比较多，但是还有8000亿美元外债，最近两年也进入还债高峰。以上种种都需要外汇投入，而美债收益又比较低，减持美债，把外汇储备用在更需要的地方，是非常合适的。”周世俭说。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补充称，目前减持美债可以起到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作用，人民币面临贬值，通过减持美债，回购人民币，可以保持汇率稳定。减持美债还有外汇多元化的考虑，目前美元比较坚挺，人民币兑换欧元、日元相对容易，减持美债，有利于外汇的多元化，降低投资风险。 国际化全面提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从长期看，减持美债有人民币国际化的考虑，人民币获得国际认可，一是需要中国本身的经济支撑，另外就是中国所持的美债，毕竟美元还是世界货币。中国现在所做的是逐渐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更多的靠自身影响力去支撑人民币，但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通过提高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比例、签署货币双边互换协议、加快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数据显示，2014年四季度的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达1.73万亿元人民币，而2011年仅为5390亿元，同期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增幅显著，从0.3%快速增长至2.2%。 随着国际贸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为了吸引中国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人民币资产，需要提供多样化的人民币金融资产。目前离岸人民币市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2014年末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离岸人民币存款达到1.6万亿元人民币，离岸“点心债”余额接近3500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央行已与28个国家或地区签署高达3.1万亿元人民元的货币双边互换协议，这增加了离岸市场流动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祚此前也表示，短期策略上，中国必须加速减持美国国债，鼓励国内企业和个人进行海外投资，分散外汇投资风险。长期策略上，必须加快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只有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最终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维持汇率稳定 随着我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货币双边互换协议，加上中国在金砖国家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周世俭坦言，借助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和丝路基金，加上“一带一路”战略推行，之前有消息指出人民币有望纳入亚投行一揽子结算货币之中，种种迹象表明人民币将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且我国将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货币双边互换协议，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有望加快。 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谢太峰提醒，虽然人民币国际化有不少有利条件，但是还需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对人民币的支撑作用在减弱，如果现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很可能贬值，人民币贬值的话，国外就不愿意持有人民币，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也是为何政府一直强调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东兴证券宏观经济研究员谭凇指出，亚投行有助于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和货币互换的规模，帮助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在亚投行的资本构成中占有较大份额，便于直接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贷款和投资。这将增大人民币跨境存款的规模，增加离岸人民币的供应，加快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形成一个以实体经济为后盾支持人民币‘走出去’，又以人民币‘走出去’为杠杆拉动需求的良性循环。” 人民币可兑换冲刺最后一公里 人民币可兑换路线图清晰 想象一下，投资者自由使用人民币的场景：兑换外汇不受额度限制；广泛使用于国际交易支付；在主要外汇市场上被广泛交易。 这一天，快来了吗？始于1996年的中国经常项目可兑换，如果按照7-10年的时间差国际惯例，中国资本账户应于2003-2006年开放；殊料一转眼就是近20年。最近释放的信号是，官方表态2015年尽量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目标。 而国家外汇管理局(简称“外管局”)推出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试点、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放开资本金结汇限制等，均旨在加速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 一位接近高层人士透露，资本项目开放提速的重要动因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五年一次的SDR(特别提款权)评审，因为加入条件之一是货币自由使用，即资本账户开放。若中国错过今年的评审，将要再等五年。 4月17日，彭博经济学家Tama-ra Henderson表示，在IMF于明年1月1日开始使用新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之前，人民币有可能如愿加入SDR篮子。“如果人民币加入SDR，变成储备货币，对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告诉经济观察报，他预判，中国官方表态暗示，接下来个人直接对外投资或很快会放开。 外管局综合司司长王允贵说，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只剩下最后一公里。最新统计显示，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有34项达到部分可兑换及以上水平，占比85%。“对于加入SDR，积极争取，平常心对待，同时也会客观评估情况。” 其实，“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完全取决于外汇局，需要多部门协调，比如涉及国家发改委、一行三会等监管部门；前期有一定的交易核准流程，外管局只是最后的资金管理环节。”一位接近外管局人士坦言。 动作频频 现在，这个最后资金管理环节的职能部门正在为此目标持续发力，其频频动作可见一斑。 毕竟信号已经发出。3月22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时表示，2015年正好是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最后一年，打算通过各方面改革的努力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推进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同一时刻，外管局也对外发声。“我们在三个地方推出的QDLP试点，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渠道进行资金的走出去或者引进来。再如，外债宏观审慎的管理试点改革，在三个地方试点外债比例自律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不断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3月22日，外管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郭松说。 一个月前，5家境外资管公司经上海市金融办批准，获第二批QDLP资格，额度均为1亿美元，而首批额度为5000万美元。这是QDLP首批试点两年后再次启动。该项试点也是上海金融先行先试的一项创新，可助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两个月前，外管局发布《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改革后，绝大部分直接投资项下业务可以在银行直接办理，企业不需要再到外汇局办理登记或核准手续。 至此，“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管理行政许可基本取消，直接投资项下已经基本实现可兑换。”郭松说。 也是这个月，外管局批准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江苏张家港保税港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展以企业外债比例自律为主要方式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即试点区域内的非金融企业外债余额不得超过其上年末净资产的2倍，且其中中资非金融企业的全部负债不得超过其总资产的75%。“这项改革拉平了中外资企业待遇，满足企业跨境融资需要，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郭松称。 事实上，政策发布一周内，在三个试点地区已有超过十家企业通过该政策从境外融入较低成本的资金。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存在境外融资需求的中资企业，可节约资金成本2-3个百分点。 至于市场传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或将改为注册形式，郭松坦言，外汇局一直在考虑QFII和RQFII制度的改革。去年改革之后，RQFII相对而言，目前较为便利。QFII方面，如突破10亿美元额度的上限，还有资金进出的便利也在考虑。 4月8日，外管局下发《关于改革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的通知》(汇发<2015>19号)，自6月1日开始实行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企业可自由选择资本金结汇时机；但对资本金使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诸如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证券投资；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发放人民币委托贷款(经营范围许可的除外)、偿还企业间借贷(含第三方垫款)以及偿还已转贷予第三方的银行人民币贷款；以及除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不得用于支付购买非自用房地产的相关费用。 不过，在一位外管局接近人士看来，被视为改革举措的19号文本质上是对此前政策的恢复。时过境迁，当时出于缓解资金流入压力，遂限制外企资本金结汇。现在压力解除，则回归常态。逻辑上，资本金结汇与否、如何使用等属于企业自身的商业行为。“何况目前仍有负面清单管理的要求。要想真正放开资本项目，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仍有一段不短的距离要走。”外管局接近人士说。 按照他的理解，尽管资本项可兑换很难量化，国际上也无统一标准，但在市场看来，通常会有三条基本判断标准：资本账户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取消企业调回外汇的规定，可在境外投资诸如房地产等资产；取消外汇兑换交易的实需原则。“看起来，在年底前要完善这些政策举措，难度不小。” 尽管如此不易，周小川仍列出了顺利完成“加快推进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当下要做的三件事：即境内外个人投资更便利化，资本市场会更加开放，以及修改《外汇管理条例》。 针对将于今年下半年进行的IMF之SDR评审，周小川表示，中国在人民币加入SDR上做了一些准备，会有所推进，同时欢迎各个方面对人民币进行评估。 彭博经济学家Tamara Hender-son认为，如今人民币的可用性已大幅提高，而中国仍在持续推进改革，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可自由使用性”。尽管人民币目前在外汇市场的日成交额尚未到达应有水平，政治上的务实主义将战胜对经济细节的追究，人民币于2016年1月份被纳入SDR篮子的概率很高。 回眸五年前的那次SDR篮子评估，IMF以人民币不可自由使用为由将其拒之门外；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不利于中国。 五年之后，人民币悄然变样。不过，IMF总裁拉加德上个月暗示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核心问题是自IMF上一次正式检视SDR后五年，人民币的可用度是否达到了他们的要求。”Tamara Henderson指出。 其实，在Tamara Henderson看来，为了满足IMF对SDR货币是“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要求，人民币不需要实现完全自由兑换。根据IMF协定第30条，人民币只要满足“事实上在国际交易支付中被广泛使用”并且“在主要外汇市场上被广泛交易”的条件即可。 而IMF在评估可用性方面也有一定回旋余地。似乎人民币入SDR货币篮渐行渐近。 事实上，在中国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看来，人民币加入SDR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人民币加入SDR有利于扩大SDR的代表性，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他希望，对待人民币国际化有一颗平常心。 怎一个水到渠成 不过，该以怎样的平常心对待“最后一公里”冲剌呢？ 郭松直言，怎么推进呢？方式多种多样，一方面简政放权，减少对交易的干预，减少审批。过去五年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资本项目的行政许可事项从50多项减少到了17项，下降了71%左右行政审批的事项。 其次，过去不能做的逐步在开放，在允许做。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外汇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可兑换的推进的措施，比如说跨国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让资金在企业集团内部运作更方便、更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王允贵看来，推进SDR工作中，最主要是做好国内相关改革，推动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进一步稳歩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兑换，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交往中自由使用的程度，这样，人民币加入SDR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虽然，中国官方尚未正式提出过人民币国际化，仅用“资本项目可兑换”取而代之，但对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努力从未懈怠过，且日久弥新。 “伴随着资本项目实现可兑换，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市场改革进一步完善，及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日益发展，即人民币国际化四大支柱的协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望快于预期，今年将是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的最后冲刺年。”沈建光认为。 数据与事实亦昭然若揭：4月10日，中国央行与南非储备银行签署了规模为300亿元人民币/540亿南非兰特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5年，还先后与苏里南中央银行、亚美尼亚中央银行以及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分别签署或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自2008年以来，中国央行已先后与31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额度为29045亿元(截至2015年4月10日)。迄今有30家央行与货币当局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4月15日，“全球最强银行之一”卡塔尔国家银行集团宣布全力支持多哈建立中东地区第一个人民币清算中心。“作为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第一个人民币清算中心，该清算中心的成立将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并推动多哈成为中东地区与中国的贸易核心；”资金交易部代理总经理Noor Al Noaimi表示，“作为一条重要的‘中-西’走廊，为那些希望以人民币进行交易并与全球最大经济体进行贸易往来的客户和企业提供便利。” 此外，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最新数据显示，3月美元/人民币(香港)期货交易额达22亿美元，平均每日成交名义价值为9900万美元。 港交所报告指出，随着人民币外汇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基准固定汇率对现货汇率的引导作用正逐步减弱。现货汇率和基准固定汇率之间的相关性已由40%至60%降至10%至30%的范围内。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越来越受市场供求力量驱动。 台湾证券柜台买卖中心4月9日表示，计划推出人民币计价公司债收益率曲线，这将成为全球首条离岸人民币公司债收益率曲线。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提速的另一面也存隐忧。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中国政府最好不要给出具体时间表，而是阐明资本账户开放的大致方向，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灵活地把握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而不受事先承诺的开放时点的掣肘。 “在没有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合下，单方面的扩大资本项目开放，未必能实现改革初衷。”余永定表示。 此话潜台词是金融改革有一定的秩序。比如中金所宏观研究员赵庆明称，应该先有利率市场化，才能有汇率市场化改革，之后是资本项目的开放。 沈建光告诉经济观察报，资本项目开放的障碍一直都有，到底有多大风险，事前很难说清楚。但这或许不应成为不放开资本账户的理由。 据一位接近央行高层人士透露，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标准具一定弹性；基本开放不意味着完全开放。目前主要有三种防控风险的手段：反恐、反洗钱、宏观审慎管理。 就此，王允贵的逻辑是，现在85%的资本项目都实现了可兑换，或者说，在实现可兑换路程上只剩下“最后一公里”。此过程中，外管局抓改革和防风险，齐头并进，充分评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对跨境资本流入和流出可能带来的影响。 “从国内外权威的各类文献来看，很难确定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之后，一国到底是资本流入还是资本流出。在改革过程中，需要不断试探、不断完善改革方案。目前看，我们的方案和相关的改革步骤应该都是切实可行的。”王允贵说。 而外管局在此过程中，会把风险与资本流出当成重中之重的任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个别主体在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中风险防范措施不到位，应该由市场按照产权清晰的原则来进行确定。”王允贵称。 不过，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何量化？最终结果尚待事实去验证。 美国影响力取决于美元和人民币的未来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尽管在美国的担忧之下，中国仍成功说服这么多国家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了新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这引发了有关美国经济影响力在减弱的议论。 然而从大背景看，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全球经济影响力的真正较量并不取决于亚投行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甚至也不是国际贸易，而是取决于金融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到目前为止美元可以说是全球最为重要的货币，中国则在寻求让人民币成为美元的一个竞争对手。 美国经济产出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仅为23%，但全球跨境金融结算中有43%是以美元计价的，已知的全球央行储备有63%为美元。并不是每个国家都需要IMF或者是与美国开展贸易，但每个国家都需要全球金融系统，而这个系统主要以美元进行交易。 这对美国而言有几个显著的优势。首先，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可以用本国货币进行低成本融资。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还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战略优势，而美国运用这一优势有时会产生相当大的破坏力。 2005年，美国指控一家位于澳门的小型银行帮助朝鲜洗钱、走私毒品及进行核扩散活动。其他银行担心被美国金融体系关在门外，纷纷停止了与该行的业务往来，切断了朝鲜获取其非法商业所得的通路。 2012年，美国威胁将任何帮助伊朗央行出售伊朗石油的银行列入黑名单，伊朗的石油出口随之大幅减少。美国联邦和州执法部门已下令全球多家银行缴纳数十亿美元的罚款，理由是这些银行为恐怖分子和毒品走私者的洗钱活动提供便利，帮助伊朗和古巴等国家逃避制裁。若不缴纳罚款，上述银行将失去在美国运营的许可，于是这些银行不得不照办。 金融危机期间，充当全球最后的放贷机构、向资金紧张的外资银行印刷并提供数万亿美元资金的机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而不是IMF。 储备货币获得这样的地位是努力赢得的，而不是规章授予的。私人和公众投资者最终已建立了信心并形成了一种习惯，以美国银行存款或美国国债储存财富，开具的进出口发票以美元计价，在纽约发行和交易股票和债券，在美国的法院了结争端。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虽然在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的规模超过了英国，但当时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量远比英镑要少，因为那时美国的金融市场还非常不发达。美国的银行通常只能在其所在州内开展业务，跨越国境的业务就更少了，当时纽约也缺乏伦敦商业承兑汇票市场的那种深度和流动性。但1913年美联储成立后，美国的银行开始开设海外分行，美联储还在纽约培育了商业承兑汇票市场。历史学家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称，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元已经超越英镑成为储备货币。 因此，任何国家要想发行占据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具有深度、高度发达而开放的金融市场。中国满足第一个条件，但缺乏第二个条件。中国正在尝试改变这一状况。 人民币目前可以在中国以外14个地区进行交易。中国近25%的商品贸易是使用人民币支付的。外国投资者最高可以持有1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和债券。中国目前正在进行游说，希望人民币能被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 人民币距离成为真正的储备货币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SDR只在IMF内部使用，人民币纳入SDR基本是象征性的。正如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Eswar Prasad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可供持有的人民币资产方面，进展程度滞后于向这些投资者开放方面。 那些希望持有美元的央行可以从数万亿美元、交易非常便利而又安全的美国国债中选择。而这一点无论是欧元还是日圆都做不到，更别提人民币了，并且尚不清楚中国是否希望改变这一局面。外国投资者手中所持有的人民币越多，中国对其汇率及金融系统的控制就会越弱。近年来海外市场人民币持仓的增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投资者在押注人民币升值，而一旦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来提振出口，那么这些头寸就会被解除。 不过美国对此掉以轻心是不明智的。如果美国滥用其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力来追求狭隘的外交政策目标，那么可能是在鼓励私人投资者和国家来寻找替代货币，导致其影响力被削弱。 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任职于美国财政部的萨拉特(Juan Zarate)表示，一旦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替代货币，游戏规则将开始改变。萨拉特在财政部任职期间曾帮助落实金融制裁措施。 人民币要成为这个替代货币可能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但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措施，那么幸运的天平就可能会倾斜。就像当年的英国和美国一样。 人民币纳入SDR备受关注 与中国相关的两大话题备受关注：一是亚投行；二是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由于IMF此前已宣布将在今年下半年通过一系列评估决定人民币会否成为SDR的成分货币，因此，IMF在春季年会上就此问题的任何表态备受外界关注。“让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这是我们会做的事情。”IMF总裁拉加德用一句话阐明了自身立场，此番表态与5年前的态度截然相反，如此鲜明的转变体现了IMF 对中国国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成果的充分肯定。 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春季年会正在华盛顿火热进行中。记者发现，除了既定议题外，与中国相关的两大话题也备受关注：一是亚投行；二是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由于IMF此前已宣布将在今年下半年通过一系列评估决定人民币会否成为SDR的成分货币，因此，IMF在春季年会上就此问题的任何表态备受外界关注。“让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这是我们会做的事情。”IMF总裁拉加德用一句话阐明了自身立场，此番表态与5年前的态度截然相反，如此鲜明的转变体现了IMF对中国国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成果的充分肯定。 IMF认可中方努力 “It is not whether，it is when（问题不是是否纳入而是何时纳入）”，这是拉加德在今年年初时作出的表态，意思是人民币纳入SDR乃大势所趋，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要知道IMF此前的看法并非如此。由于SDR货币篮子的调整每5年进行一次，在2010年的审核过程中，IMF曾以“人民币远未被自由使用或兑换”为由拒绝了中国的申请。在此后的5年，中国作出了诸多努力。随着全面提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加速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和利率市场化，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充当储备货币，已具备入选货币篮子的资质。 对此，拉加德总裁在本周四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正致力于金融行业的改革，确保人民币可自由使用。中国已宣布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且正推进利率市场化并考虑放开资本账户。对于努力推动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事宜上，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措施。 “中国政府很清楚究竟想要什么，需要改变什么，并且这些都在中国的货币政策以及金融政策方面有所提高。目前中国政府在政策上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IMF对人民币在自由兑换性上的评估，而这也是加入SDR的重要标准。”她指出。 新一轮评估5月开启 按计划，IMF评估SDR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将在5月份举行，这也是审查的第一步。随后，IMF将在秋季举行正式的评估会议，最后结果将在2016年1月公布。值得注意的是，SDR评审目前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货币发行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量，二是该货币的可自由使用程度。对于第一个标准，拉加德周四表示，“没有人在怀疑中国能否在出口贸易规模上满足标准，人民币的自由使用性将成为评审的重点。”由于2010年IMF曾以第二个标准驳回了中方的申请，因此，IMF对该标准的评判成为整个审查工作的关键。 根据汇丰银行日前发布的一项对全球72家央行的调查结果，人民币预计将于2025年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达到10%，较2015年底2.9%的比重大幅提升。有53%的被调查央行表示，他们已经考虑过人民币，但对人民币的可兑换性、市场流动和在某些情况中的信用资质仍存在一些忧虑。这项调查不禁让人对接下来的评审工作有些担心。 对于外界担忧，中国银行（601988，股吧）（香港）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高级经济研究员戴道华在与本报记者连线中表示，如果IMF在今年继续沿用2010年时的标准，人民币达标的机会应该显著增加。首先，在出口方面，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第五大服务出口国，两者加总稳居全球第三大商品和服务出口国地位，仅次于欧盟和美国。其次，根据SWIFT统计，人民币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而前四大支付货币恰好都是SDR篮子货币。总体而言，人民币的强项在于出口、贸易结算和支付，在跨境存款和外汇市场交易方面也具有一定地位，相对薄弱的是外汇储备被持有的数量以及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但是，央行持有量与人民币是否加入SDR其实部分互为因果，IMF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戴道华表示。 记者发现，IMF 在2011年提出了用新的储备资产的标准而非自由使用的标准来衡量一种货币是否纳入SDR，以便更容易扩大SDR 篮子货币。新标准将参考四个指标：外汇现货市场的交易量、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和场外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量、市场化的利率工具和IMF自编的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统计指标（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 简称COFER），其中两个指标有别于前。在戴道华看来，IMF 对新标准进行了情景分析，推算到2015年时各主要货币在全球的比重，其结果显示人民币若要达到准入标准，在各个市场领域需要比别人高得多的增长。但目前，加元和澳元在不少领域均排在人民币之前。考虑到COFER已把加元和澳元单独进行统计，这甚至意味着加元和澳元有机会先于人民币纳入SDR。据此，新的标准未必最有利于人民币，但IMF在今年审查中是否采用那套标准还不得而知。 美国是“最难的一环” 除了IMF在评判标准上的把握，人民币能否纳入SDR道路上还面临着另一大风险――美国。 很显然，一国货币的加入势必挤占现有成分货币的份额，加上“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与IMF份额改革一样，SDR篮子货币调整的最大阻力仍来自美国。戴道华也赞同这种说法，称人民币能否加入SDR首先要过自由使用的技术关，接下来还要过美国否决权的一关。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美国政府的态度；二是美国国会的态度。相比之下，美国国会是“更难啃的一块骨头”。 美国三权分立，在组织架构上，美国总统有权委任美国驻IMF的理事、候补理事、执行董事和候补执行董事，美国财政部被授权负责管理美国在IMF 的代表和事务。在实务上，美国财长往往被提名成为美国驻IMF理事，美国联储局主席就成为候补理事。而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国会拥有对美国参与IMF事务的授权和拨款的权力，这包括美国在IMF的配额和投票份额的改变等。换而言之，就算美国政府不行使否决权，同时支持IMF提出的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其决定还需要美国国会授权确认方能生效。 人民币终究要与美元一争高下？ 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战略领导地位依赖于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而这样一种情形让人感到有些不安。 谁能挑战这一领导地位呢？不管是日元、德国马克还是后来的欧元，都没有将美元拉下马。目前能够远远看到的唯一一个竞争者是人民币，而且大多数专家认为，人民币要达到与美元一争高下的地步，还需要至少几十年的时间。原因不仅在于人民币目前还不可以自由兑换，而且人民币资产还不存在一个有足够深度和流动性的市场，让境外人士参与买卖。 然而，人民币却有可能比普遍预期更早地对美元发起挑战，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加夫(Louis-Vincent Gave)在一份最新报告中支持了这一观点。 加夫指出，中国正试图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起到更加核心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应被视为这一更宏大战略的组成部分，此外还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简称：亚投行)、旨在改善与亚洲各国关系的丝路基金、以及应急储备安排(相当于迷你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今年将成为中国开始严肃认真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力争获得大国地位的一年。 外国投资者目前已可以购买最多10亿美元的中国证券，但可供购买的证券不多，这也限制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不过加夫说，一旦人民币变成可自由兑换货币，那么中国的股票和固定收益证券就会被迅速吸纳进一切主要指数之中，例如，明晟全球指数(MSCI All Countries)、巴克莱(Barclays)全球综合指数等，因此到时候所有追逐指数的资金都会抛掉所有其他资产，全力买入中国。 传统观点认为，要令外国投资者手中持有大量人民币，中国要先实现贸易逆差。（之后，外国人手里就有了人民币，就可以从中国买入资产。） 不过，还有另外一条路。中国可以把人民币输往其他国家，投资设备（假定是中国制造的）和技术，就像当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向欧洲输出美元用于重建一样。加夫说，这正是中国目前的策略。他指出，对中国而言，为外国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即便回报率相对较低，也比持有低收益率的美国或欧元区国债等国际储备显得更加诱人。 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让人民币成长为美元竞争对手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政治意愿：当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时，该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就会提高；反过来，该国也会更容易受到全球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的抱负，付出这样的代价会变得越来越值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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