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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迷俱乐部》第250期 本期话题：“爱国者”岩里政男 “台湾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既然是同一个国家，所谓台湾对日抗战当然不是事实。” “当时我们兄弟二人，是以货真价实的‘日本人’身分为祖国奋战，感谢祖国把我哥哥供奉在靖国神社。” “你（马英九）说钓鱼岛属台湾，倒是派军队拿下来啊？去问美国人，钓鱼岛属于台湾还是日本？” “台湾的慰安妇问题已经解决，无须重提。” …… 上面这些话让你很气愤是不是？嗯，没错，就是他，他竟然还活着呢。 也许是自感时日无多了，如今已经年逾90的他，终于抛出了内心深处的“日本祖国论”，彻底泄露了他一辈子的“乡愁“；只是深爱“祖国”的他，战后竟然投入打败“祖国”的敌人怀抱，在他认为的“外来政权”中打滚，一路攀上权力颠峰，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痛苦。如今他终于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日本人了！ 他就是至今仍然领着丰厚“总统”退休金的岩里政男，很少的时候他也叫李登辉。 “皇民”与“私生子” 李登辉，祖籍是福建永定的客家人。1923年1月15日在台湾北部当时的台北州淡水郡出生。李登辉为次子；上有年长他两岁的哥哥李登钦，在台湾日据时期被调至菲律宾，并在当地战死。 有关李登辉身世的传言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李登辉是一个日本警察所生，生下来之后再托付给李金龙抚养；二是李登辉是其母与日本人的私生子。旅美台湾学者阿修伯就说过，“你看李金龙160厘米的小个子怎么生得出180厘米的李登辉？不但父子身材悬殊，面貌也一点不像，个中原委实在值得探究。” 李登辉于淡水公学校毕业以后，先在私立台北国民中学（今大同国中）就读一年，然后在1938年转学至淡水中学二年级就读。李登辉在淡水中学几乎各科成绩都是排名第一。在校期间，他大多独来独往，唯一参加的团体活动是剑道训练，并学会了忍、准、狠的要诀。1941年毕业。 1936年9月，日本在台湾全力推动“皇民化运动”，总督小林跻造提出“统治台湾三原则”：“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鼓励台湾人改日本姓名、推行日语国语运动、进行台湾寺庙整理、扩建日本神社等等。1940年公布“台湾籍民改换日本姓名促进纲要”，规定改姓名家庭必须符合“国语常用家庭”和“符合皇民资格且富于公共精神”两大条件。李登辉父亲李金龙是日本刑警，为了宣示效忠日本殖民政府，就率先将李登辉改名“岩里政男”，哥哥李登钦改名“岩里武则”。“岩里”是相当罕见的日本姓，据说源自一位本事很高、志在扫荡群魔的日本天神，由此可看出李氏家族改为日本皇民的决心。 但皇民化绝非台湾主流，直到1943年12月，台湾人改日本姓名仍然不多，据统计全台湾只有17526户改姓名，总人数只有12万6211人，只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这些改姓名的台湾人，或是因为在殖民政府任职，或是因为有求于殖民政府机关，或是因为身为士绅屡遭殖民政府劝进，对台湾多数基层民众来说，“台籍日本皇民”其实就是少数“亲日高级台湾人”。 1942年，李登辉进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即台湾师范大学前身），班上只有四位中国学生。次年，李登辉还未毕业，便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求学。因日本不准殖民地的学生攻读法政科系，李登辉不得不选择农业经济。 随着日本在战争中的吃紧，文科学生也被纳入学徒出征。1944年，李登辉在短暂的回台受训以后，再度编回日本千叶市千叶高射炮部队做见习士官，但未及赴战地，就在千叶迎接了日本的战败。 时至今日，我们并不怀疑李登辉和兄长当年是自愿参加日本军，是以“货真价实的‘日本人’身分为祖国奋战”。问题是，李氏兄弟的日本认同经验，并不能代表当时多数台湾人的主流价值。以1943年为例，台湾总人口659万人，当时包括自愿和强迫，台湾人投入日本军参战有8万人，军属与军夫12万人，合计20万人，只占1943年总人口百分之三。 换句话说，李登辉成为日本皇民改名“岩里政男”，只能代表百分之二的台湾人经验；李登辉和兄长投入日本军参战，也只能代表百分之三的台湾人经验。李登辉充其量只能代表少数“台籍日本皇民”史观，多数台湾人既不愿改日本姓名成为皇民，也不愿投入日本军参战。如果不能从更全面的角度，了解当时多数台湾人的感受和立场，就是明显以偏概全、扭曲历史。事实上，当时台湾人至少做出三种历史选择： 一、彻底认同日本统治，自愿改为台籍日本皇民的“亲日派”。 二、彻底与日本殖民决裂，选择投入中国抗日战场的“亲中派”。 三、继续推动台湾自治改革运动，抵抗日本殖民压迫的“本土派”。 以投入中国抗日战场的“亲中派”为例，当时台湾人的抗日足迹，几乎遍及所有中国抗战地区，也同时包括参与国、共两党。投入香港战场，就有谢东闵、谢南光、李万居、翁俊明、刘启光、陈哲生等人；投入华南战场，则有李友邦、萧道应、锺浩东、丘念台、郭耀传、杨坤荣等人；投入华中战场，也有吴思汉、朱天顺等人；投入华北战场，则有林思平、杨泰山、杨诚、李子秀、林栋、翁阿冬、杨美华、陈文英等人。至于在海外支援抗日，则有出身台中雾峰林家、南京陆军官校毕业的林正亨，还有国府派赴旧金山推动华侨救国运动的黄朝琴等人，这些人都是当时台湾首屈一指的各界精英。 另以不断抵抗日本殖民压迫的“本土派”为例，1921年蒋渭水等人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推动鼓吹民权的启蒙运动。1927年洪元煌、彭华英、谢春木、陈逢源等人成立“台湾民众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经济组织、改废社会缺陷”作为三大目标。另如1932年《台湾民报》成为呼吁改革的最大汉文报纸，都是台湾“本土派”不惧日本殖民压迫、不断追求改革的历史足迹。 但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抬头，1931年“台湾民众党”被迫解散，1937年日本推动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民报》废止汉文版，更进一步在1941年强迫改组为日本御用媒体，台湾“本土派”改革遭受空前挫折。可耻的是，从未抵抗日本殖民压迫、从未参与台湾自治改革的李登辉家族，却以“日本皇民”史观篡改台湾近代史，全面抹杀“亲中派”和“本土派”的抵抗日本运动。 中共的大叛徒 到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台湾光复。1946年，李登辉返台，进入台湾大学农经系继续其学业。在日本期间，李登辉曾接触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并阅读了《资本论》等书籍。返台初，正值台湾人民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迅速激化，岛内越来越多的人追随共产党。李登辉也于1946年秋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开始，李登辉表现颇佳。他参加过1947年初台北市1万多人抗议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的暴行，参加过“新民主主义读书会”的筹建工作。后因与其他同志产生矛盾，李登辉决定退党。 但是，对于李登辉短暂的中共党员生涯，台湾作家李敖判定李登辉很可能是中共的一个大叛徒，他的理由有三： 其一，李登辉如果将其加入共产党组织的经过亲口向蒋经国作了报告，不可能没有泄露共产党组织的情形。不然，李登辉就是“知匪不报”。他既向蒋经国报告自己加入共产党组织的经过，必然要出卖组织和其他人。 其二，蒋经国既知道李登辉加入过共产党，国民党情治机关必然有李登辉的秘密档案，情治单位也一定会把李登辉出卖组织的材料、档案一并呈给蒋经国。 其三，李登辉如不出卖同志，在特务机关是绝对过不了关的。 或许，正是因为李登辉在蒋经国面前的“坦诚”打动了建丰同志，最终选择了这位毫无政治资历的台大农业学教授成为了自己的政治副手。 最成功的“卧底” 蒋经国在台湾执政的最后几年，糖尿病晚期症状愈见严重，从1973年开始就频繁出入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到了1986年，病体沉重的他不得不以轮椅代步，身体状况已至危境。蒋经国自知来日无多，开始抓紧一系列他认为有必要在有生之年完成的事情，诸如开放党禁、结束戒严、充实“中央民意机构”、蒋氏父子地方自治法治化和开放大陆探亲等。当然，最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和国民党的继任人。如果说蒋经国前几项决策都是被人认可的政绩的话，那么，在接班人的选择与确定方面，他却犯了一个决策性错误。 其实，蒋经国之所以决定启用毫无人脉基础的李登辉，是认为只有像李登辉这样依附他并受其提携得以平步青云的“平民官员”，才能起到没有蒋家人继位却能让蒋家人放心的作用，这也是蒋经国无法实现“传子”计划之后，唯一可以弥补蒋家的权宜之策。当然，那时的蒋经国绝不会想到，李登辉羽毛渐丰之后，竟成为蒋氏家族的背叛者与掘墓人。 李登辉在6年“政务委员”任期内采取的韬晦策略是：从不在公众场合张扬自己，但暗中不断向蒋经国提供“农业调研报告”，因此深得蒋氏的信任和垂青。1978年蒋经国就任“总统”以后，开始经常带李登辉下乡，两人几乎无话不谈。一年后蒋经国又把李登辉提到“台北市长”的要位，要李替他解决台北市区经常堵车的问题。李登辉为此每天乘公交车或在早晚高峰期守候台北主要路口，最终想出办法控制了主干路严重塞车的现象。蒋经国初时对李尚有些不放心，他经常向部下询问对李的评价，还经常亲自出入李氏的办公室或家中，每星期至少有两三天在中午或者晚上亲自来到李家，直接听取他汇报当“市长”后每天决策的重大事情。有时蒋经国来到李家连正在厨房烧菜的李夫人也不知情，蒋便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等候李登辉下班归来。直到3个月后，蒋经国才放了心，告诉李登辉说：“下次我不来了，你做得不错嘛，我很放心。”至此李登辉方明白，蒋经国亲自来他家询问情况，是担心学者从政只会说话不会做事。 蒋经国的失误在于，他在相当长的考察与试用阶段，并没有真正看清李登辉的伪装面目。他所看到的都是表象。而李登辉对台湾农业提出的许多合理化建议在实践中获得的短期效益，则让蒋经国对他的才能与忠诚笃信不疑，特别是李登辉全部脱离农业和教育投身政务后，其事事躬亲的作风颇得蒋经国赞许。蒋经国生前始终无法看清的，则是被李登辉的笑脸和恭维深深掩盖着的政治野心及善于周旋于官场的巧妙为官之道。 “钦定”的背叛者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猝然病逝。李登辉爬上台湾最高政治宝座之初，对蒋经国生前的许多重要政治决策尚能维护执行，力图给人以民主、团结和尊重元老派的印象，尤其是对蒋家遗孤的慰挽之情，一度深得好评。对有恩于他的蒋经国，李登辉甚至情愿偕夫人连续为其守灵半月，还大笔一挥给蒋经国的遗孀批了一笔钱，作为养家之资。 然而他很快就露出了隐藏已久的凶相：先是为了争抢国民党代理主席，利用一批少壮派人物封杀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致使她为阻止李登辉夺取国民党党权的一封信胎死腹中；接下来，又将蒋孝勇排挤出局，甚至连蒋孝勇求见也屡屡拒之门外，最后让蒋孝勇不得不远走加拿大避祸；1990年蒋经国之弟蒋纬国见李登辉没有丝毫功劳即抢走了国民党的半壁天下，气愤之余联手众多国民党内的拥蒋人士，准备利用台湾“大选”之机重新夺回军政大权。李登辉发现形势对他不利，便集聚身边的少壮派势力和国民党的“八大老”对蒋纬国等人进行围攻瓦解，最后还利用在日本任职的蒋经国之子蒋孝武，演出一幕“亲痛仇快”的“大义灭亲”闹剧，终使蒋家彻底失去了再次问鼎台湾政权的机会。 李登辉控制国民党军政大权后，暗中联络并指使素与蒋家为敌的陈水扁及民进党，在高雄和台北等地大搞清除蒋家影响的活动。虽然出面拆除蒋介石铜像和摘掉蒋经国画像的人是陈水扁(时任台北市长)，可暗地操羽毛扇的人是李登辉。而李登辉对蒋经国身后的重要背叛，莫过于他与“台独分子”的勾结。 蒋氏父子在世时对主张“台湾独立”的一伙反动势力始终严厉打击和镇压，李登辉上台不久，就把流亡美国的台湾最大“台独”头目彭明敏礼迎回台，并且单独会见。彭明敏也为李登辉的上台和施政积极出谋划策。两人称兄道弟，一时引起台湾政坛侧目。正如美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在题为《李登辉如何继承蒋经国遗志》的文章中所说：“李登辉从前文雅谦和的学者面目，在他执政后逐渐为强悍和霸道所替代了。他对蒋经国反台独 路线的背叛，将让台海两岸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波谲云诡。” 在李登辉执政晚期，因其台独思想作祟，甚至公然背叛国民党的切身利益，暗中联合与支持陈水扁及民进党的极右分子，致使“台独”分裂势力逐渐坐大直至击败国民党夺取政权。1995年，面对蒋氏家族瓜果凋零的凄楚结局，蒋孝勇的遗孀方智怡女士曾向海外传媒透露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信息，即蒋经国在病逝之前，曾对身边家人哀叹说：“我看错了人！” 实在的日本人 建丰同志确实看错了人。 1923年出生的李登辉今天已经92岁，90多年岁月本应参悟许多人生真理，明白是非曲直与黑白，但就是在这样的年纪，李登辉却将“不忠、不仁、不义”行径拿上台面，将“无耻”二字演绎出新的巅峰。公然将“祖国是日本”的私底淫欲宣之于众。 洪秀柱说的不错，李登辉的确是“老番颠”，将背叛祖国，背叛血统，背叛民族，背叛台湾，犹如儿戏一般的轻轻戏耍出来，然后看着众人的义愤填膺，自己竟可以道貌岸然继续享受着台湾人民给予的退休礼遇。 并不是这老朽做了十年“总统”就有多大能耐，而是他看准了台湾政坛的“命门”——身份认同。像李登辉这样经历过日本皇民统治，又被国民党接管，再加上两岸分裂，台湾族群被不断分化，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中国人、台湾人、日本人，每个人可能会有好几种身份好几个标签，他们也逐渐在这些身份中游离、迷失。及至今日，台湾依旧孤悬海外，七八十年代的四小龙神话已经不在，整个岛屿被孤独和飘零笼罩，自己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正是这种混乱又孤寂的身份认同迷茫，让台湾人在李登辉议题面前格外敏感，极度担心自己被别人代表了，每个人都张大嘴巴，急于表态，证明自己是谁或者不是谁。 身份认同是现代政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像是搭建在泥潭上的戏台。平常的时候，舞台上的人装模作样唱着各自的戏，看似是在推进民主政治，而一旦有李登辉这样的人出来搅动这个泥潭，整个舞台就山摇地动、大厦将倾，演员们也乱作一团，急于从自我身份的再次确认中抓住一棵救命稻草。 人无耻则无敌，李登辉在90岁也真正的达到“无敌“的状态，成就无耻的最高境界。李登辉当了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用90年时间书写了“一个汉奸的辉煌史”。 其实，我们应该恭喜李登辉终于可以不用遮遮掩掩的为其日本人的身份遮面纱，从此以后，李登辉，不，岩里政男就是堂堂正正的日本人！ （综合：环球时报、中国网、人民网、华夏经纬网、凤凰网、网易新闻、搜狐历史等综合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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