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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何一直高度警惕“反华势力混入革命阵营”?
日期:2018-6-7 11:28:12

  原创 国家人文历史 2018-03-16 16:17:38

  文|刘怡

  在对1945—1949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回顾中,杜鲁门政府,尤其是其国务卿马歇尔的决策,在国共两党方面收获的几乎是毫无二致的批评之声。中共在经历过1949年夏天的秘密会谈之后,最终得出结论:美国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并无诚意,随后开始全面践行其“一边倒”原则。而国民党政权及其在美国的同情者则指责马歇尔等人应当为“失去中国”负责,认为后者未能尽全力维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这其中实际涉及两个问题,即:在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当司徒雷登获准与中共代表展开接触时,美国究竟愿意为争取新中国恪守中立投入多少资源,承担多大的风险?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字仪式


  援助重心在西欧并非中国

  答案或许可以自马歇尔的重要智囊、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乔治·凯南在1947—1949年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中得出。在凯南看来,即使是在美国已经赢得“二战”、其军事和经济实力空前强大的背景下,不分轻重地滥用战略资源依然无助于确保美国的安全利益。对美国这个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有广阔大洋作为战略屏障的海洋强国来说,只有那些具备坚实的军事工业基础、特别是制造两栖战载具的国家和地区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潜在威胁,因之也是战略价值最高的目标。而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北美、苏联、英国、德国和日本这五个地区拥有这样的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在冷战成为定局的背景下,最具性价比的对苏遏制政策不是漫无边际地挥霍人力、财力,而是牢牢盯住这五个战略地理中心,特别是避免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中间地带”国家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在日本基本由美国独占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恢复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工业基地的正常运转,从而重新启动欧洲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均势机制,抵制苏联影响力的渗透。依据这一判断,从1948年开始,美国启动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在4年时间里向西欧“输血”170亿美元,使其工业产能获得全面复苏,在对苏遏制战略中先下一城。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华府在事实上接受了优先扶植工业国、首先在欧洲展开对苏“冷战”的方案,则其在中国所愿投入的战略资源总量以及介入的力度当然也会受到显著制约。1945—1947年,美国给予国民党政权的全部经济援助总额为14亿美元,仅相当于欧洲的零头。1947年夏天,马歇尔派前中国战区参谋长、与蒋介石私交甚笃的魏德迈中将率一个调查团访华。魏德迈在随后提交的报告中悲观地预测:“国民政府的控制正在逐渐崩溃,最后可能出现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按照他的估计,要拯救国民党政权目前濒临崩溃的经济,必须一次性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无条件援助,还须以蒋介石愿意实施改革为前提。而要使国民党军队恢复战斗力,最低限度也要派出1万人左右的美军顾问团。耗费如此巨大、收益却很可疑的动议,当然不可能得到杜鲁门政府的支持。实际上,在魏德迈离华之后,美国国会除去在1948年再度批准了2.75亿美元的对华经济援助和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外,已经基本中断了对蒋介石政权的“输血”。

  美国应付新中国的构想

  在西欧优先、效费比优先的原则指导下,很难想象杜鲁门政府刚刚否决了援助国民党政权的倡议,却会慷慨地将5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提供给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事实上,在1949年7月14日呈递给国务院的未来对华政策评估备忘录中,司徒雷登已经透露了他的真实想法:“必须使中国感到它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持关系的必要性,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需求程度。”换言之,美方从一开始打的就是胡萝卜与大棒的算盘:一方面以巨额贷款作为诱饵,要求中共领导人就不会倒向苏联一事做出保证,从而给莫斯科的亚洲战略制造混乱;另一方面随时准备采取经济封锁政策,以便唤起新政权内部的反对声浪,使后者陷入分裂。

  寻找并扩大新政权内部的分歧、甚至扶植潜在的美国代理人,从一开始就是杜鲁门政府的备选方案之一。在7月14日的备忘录中,司徒雷登直言:“在目前条件下,要应付中国的难题,最理想的方式是组成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由中共占1/3,民革占1/3,其他民主人士占1/3,三派各有权力与责任。如此计不成,则应退而求其次,增强非共产党人士在共产党支配之政权内的实力。”这也是他在和黄华的谈话中屡次提及新政权的“构成问题”的动机。毛泽东对此早已了然于心。在1949年1月8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公开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正在转变为“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

  在黄华—司徒雷登会谈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作为中共外事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曾多次指示:关于司徒雷登北上一事,无论其最终是否成行,均应澄清其“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并且中共高层“对美帝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而这种警惕心理的必要性,也在为无数蛛丝马迹所确证——1948年11月东北解放后,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拒绝按照军管会的要求、交出保有的电台,因此被软禁在馆舍内。经过一系列调查,中共东北局安全部门掌握了华德等人在当地搜集涉苏、涉蒙和解放区情报的证据,最终将相关人员悉数驱逐出境。紧接着,1948年12月,新华社香港分社又报告了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雷文和在当地的一次谈话,其中提及:美国国务院正寻求在中国新的联合政府中造就一个“有效的反对派”,为此将利用当前留驻中国之外交和新闻人员,与民盟和其他中间人士做广泛接触。此后,中共中央决定停止批准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人员和记者进入解放区,对滞留的美国外交、军事和新闻人员也仅视为普通侨民,对其行动予以监视,防止其进行宣传、刺探和煽动活动。按照毛泽东在1949年初的说法,“不忙与英美帝国主义建立关系,不论是我们承认他们,还是他们承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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