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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周恩来险些被谁取代?毛泽东因谁怒斥周恩来
日期:2018-9-11 12:01:30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2018-09-10 人民网-读书频道 小字

  本文摘自《聆听历史细节》第四章,王凡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连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在全国各地巡视,每年在京、在外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最初,为了保证新生政权最高领袖的绝对安全,毛泽东每次出行都由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陪同。

  如果是乘火车的话,铁道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飞机的话,空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军舰的话,海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然而毛泽东每次出行的时间不等,有时时间较长。有些部门、军种的第一把手,不可能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后来就逐渐降格了,由副部长、副司令员陪同。再往后,有时连副的也不一定陪了。

  叶子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陪毛泽东出行多一些,后来也不是每次必陪了,但逢有重大会议或比较重要的外出,叶子龙还是要一同前往的。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 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 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可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 1957 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 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 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 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 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 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毛泽东发火:“叶子龙,当心你的党票子!”

  “您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最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想来也是对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中央政府和各地高层负责人接触场面目睹最多的人之一,您能谈谈他们过往的一些情景吗?”

  “他们的过往主要是工作性质的,而当他们谈论工作时,我多数不在他们身边逗留。毛泽东的活动、与人交往,几乎没有能同公务截然分离的。例如 1960年他生日前夕的聚餐,本应是轻轻松松地吃饭,结果他滔滔不绝还是谈与工作相关的问题。”

  “我想问一句,您是否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当毛泽东谈了自己的主张后,有些领导人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认真听他们充分陈述己见,最后放弃自己主张的情况?”“我刚才说过,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共商政事的时候,我很少在场。你说的这种情形也许发生过,但我没有见到过。我见到的情况不多,但一般都是,毛泽东说了自己的主张后,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是不是有时对自己的观点、主张、看法很执拗,不会轻易改变?”“这很难做定论,毛泽东有时很能采纳别人的合理建议,但确实也有很固执的时候。我记得大约是在 50年代后半期吧,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表扬了外交部,而对当时军队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军队‘黑了半边天’。此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又开常委会,毛泽东决定不邀聂荣臻列席。我想聂荣臻从 50年代初就代表军队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不同意他列席只是暂时的,后来几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我仍然把聂荣臻列入通知到会的名单中,可毛泽东却几次把聂荣臻的名字从名单上勾掉了。”

  因游泳之事跟罗瑞卿怄气,很能说明问题。那是 1956年初夏,毛泽东突然生出要游长江的念头。当时,罗瑞卿、王首道、汪东兴都坚决反对,认为游长江水流急,有旋涡,太危险,特别是罗瑞卿反复申明不能冒这个风险。

  游泳的好兴致遭到阻止,毛泽东烦躁地对罗瑞卿说:“你不让我游泳,无非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不安地解释说:“保证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不能让您冒一点风险。”但毛泽东坚持要游,罗瑞卿没招了,说:“那这事得向中央请示汇报后,才能决定!”毛泽东也来脾气了,说:“你向谁请示汇报?中央主席就是我!”

  由于毛泽东坚持,只好派人先去探探水的情况,最后确认没有危险,才让毛泽东游了长江。泳游了,可毛泽东的气却没全消,他对罗瑞卿说:“有什么危险?是你不懂水性!所以不敢游!泳都不会游的人,还能指挥军队?”毛泽东这一激,罗瑞卿后来还真把游泳给学会了。

  可此后好长时间,毛泽东看到罗瑞卿都不同他打招呼。又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又说了罗瑞卿。因此后来叶子龙几次邀罗瑞卿一起去见毛泽东,罗瑞卿总说怕毛泽东生气推脱了。

  约摸过了半年多,叶子龙对毛泽东说:“罗部长经常通过我问候您的生活情况,他一直很关心您。”毛泽东听了说:“那让他来见见面吧。”于是,叶子龙就请来了罗瑞卿。他们见了面,一起吃了顿面条,这场不愉快也烟消云散。

  “请恕我冒昧,我想问一下,毛泽东是否也跟您发过火呢?”

  “在毛泽东身边二十余年,毛泽东跟我发火印象深的有那么几次。一次是前面讲过的关于东北来电的事;还有刚到北平在颐和园发火,当然那次在场的人较多,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毛泽东有时很严厉,但并不一定发火,可这种严厉比发火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例如,毛泽东有一次对我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

  “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对您这么说呢?您能否详细讲一讲?”

  “那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前夕,我的身体不太好,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因此在南行前,毛泽东对我说:你的身体不好,庐山开会就不要去了。”

  正由于此,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叶子龙留在了北京,没有上山。当时的许多人都没有料到,庐山会议会自反“左”始,而以批右终。从庐山回北京后,罗瑞卿告诉叶子龙,要将彭德怀的警卫班调开,怕出事情。但过了一段时间,又调回来了。

  接着,就是中央机关和军队开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要叶子龙去听会,听完向他汇报。可听了两次,毛泽东并没向他询问。而叶子龙因为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对当时的情况不了解,见毛泽东没询问,就不太重视此事了,后来的会议就没去听。

  偏偏在几次后,毛泽东突然向叶子龙问起听会的情况,叶子龙讲不出,只好如实说没去。毛泽东质问他为什么不去,叶子龙自然说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毛泽东随即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使叶子龙感到问题很严重。

  “据您所知,中央各部门或地方的领导人,同时也包括您自己,有时在受到毛泽东很重的批评时,是否会感到委屈,想不通,或者有些抵触情绪?”

  “没有,我觉得当时我们大家都是习惯于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

  “这就是说大家对毛泽东的批评,都很服气?”

  “谁会不服气呢?毛泽东的威信太高了,大家对他太尊重了。因为我们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都看到了这样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每当毛泽东处于受排斥的地位,军事斗争就受挫败,武装力量就被削弱,党和军队的生存就岌岌可危;而反之则相反,就会转危为安,就会由弱变强,就会充满信心地感到岌岌可危的是我们的敌人。从大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到解放战争,这一点,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谁会怀疑毛泽东会领错路呢?”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就在这之后,叶子龙随毛泽东去了广东。从广东返回时,叶子龙回了一趟湖南浏阳老家。

  毛泽东从他的稿费中拿出 300元钱,给叶子龙做探亲补贴。桑梓的乡亲见到久别的故人,分外热情。他们向叶子龙介绍了家乡的变化,诉说了眼下稼穑和生活的情形,使叶子龙对农村的变迁生出良多感触。

  回到北京后,叶子龙把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看出,毛泽东对他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从那以后,毛泽东身边的人再回家探亲,毛泽东便嘱咐他们要兼搞调查研究,渐渐地形成了制度。康一民、李银桥、孙勇等回家,毛泽东都要他们去做调查,而且每次毛泽东都要从他的稿费里拿出一部分钱,给搞调查的人。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在他青年时期,在井冈山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走一走。后来,中央从保证领袖的安全出发,制定了一些保安规章,使得他接近群众不像当年那么方便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设法听取到来自最基层、来自最普通的群众的声音。让身边的人利用回家探亲时,兼搞调查研究并向他汇报,就是一个新渠道。

  1960年毛泽东 67岁寿辰前夕,他把身边工作的九位同志召到一起,共进午餐。他随兴致所至,追溯起早期从事革命的历历往事,道出了他之所以注重调查研究最深厚的根由。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多年的与社会底层的接触和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依靠力量,有了清晰的认识;并目睹了因不了解中国国情、缺乏清晰认识导致的右倾路线给中共带来的血的教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样是基于调查研究,毛泽东形成了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式、道路、战略观;并再次感受到因对中国革命环境和现状隔膜而几度出现的“左倾”路线,使中共蒙受的惨重损失。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却受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人的打击和压制,被撤了职,“两三年一个鬼都不上门”,还被戴上许多帽子。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城市里才能出马列主义。而毛泽东认为他恰恰是因为从城市走进了山沟、乡村,多了一番调查研究,才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之途。听了毛泽东的回顾,叶子龙更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把调查研究看得那么重,以至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论点。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听毛泽东抚今追昔。饭吃完了,可毛泽东的心情却没有平静。当晚,毛泽东又给参加吃饭的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全都下到基层去,说是锻炼,但同时要他们每周写文字汇报, 3个月后回京当面汇报,反映情况。这也就等于了解民情,调查研究。

  “那么您下去了吗?”“当然下去了。我去的是许昌地区,虽说还不是最艰苦、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生活依然相当艰苦。吃的是棒子面、红薯叶子掺和在一起的窝头或饼子,就这还吃不饱,刚 3个月,我的皮带就缩进去五 5个眼,差不多有 5寸。”

  每天与社员同劳动,种庄稼、施肥,自己砍柴、做饭。这样的生活,使叶子龙常常回忆起转战陕北,和毛泽东一起吃黑豆,甚至吃马料的艰苦岁月。这种锻炼、这种了解民情的方式,对党和政府那些日常坐机关的干部来说,实在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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