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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他称为“兵家泰斗”:毛泽东从中国军事传统中学习军事
日期:2018-9-18 15:10:19 来源:当代中国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8-09-17 17:03:05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有选择地汲取和改造了古今中外一些军事家有益的间接经验,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演,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地阐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多个问题,进一步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线上的论争。尽管毛泽东申明,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西安事变的发生,毛泽东没工夫再写,就搁笔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那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与生俱来的吗?不是。

  首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从《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孙子》)等传统兵学典籍中学习来的。

  《孙子》诞生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繁、文化异彩纷呈的年代。这一时代有多种兵书问世,而《孙子》却如后代兵家所云:“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是中外兵书中最古老而又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部。《孙子》总结了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揭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堪称兵家之鼻祖。《孙子》作为古代最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享有古今中外公认的巨大荣誉,并成为当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毛泽东,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这个伟大的军事家与《孙子》的血脉联系是很自然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文化遗产,尤其是《孙子》的运用和发展、继承和创新。从这部“中国古代第一兵书”里,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营养,同时也获取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的养料。

  博学多才的毛泽东早在学生时代就接触过《孙子》,对它有所了解。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处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的内容:如“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为己国,而殖其民,己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又如:“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兵法》”来贬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凯丰质问毛泽东,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硬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反问道: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既然你也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凯丰被问得哑口无言。

  1936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毛泽东靠《孙子》打仗,激发他要认真研读《孙子》的想法,为此致函当时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嘱其购买一批书籍,特别“要买一部《孙子兵法》 来”。从这时候起,毛泽东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真研读《孙子》和其他军事著作。如果说,此前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对《孙子》的原则的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多的是马列主义革命斗争理论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创造性发展,而实际上其战略思想与《孙子》却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那么此后,毛泽东对《孙子》的理解就更透彻、更深刻,运用手法就更高超,更为自觉了。

  1936年,毛泽东在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多处引用《孙子》的理论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如《军事篇》的“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始计篇》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谋攻篇》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深刻地领会这些军事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些古代兵家的军事理论升华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1939年8月,毛泽东曾对郭化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还说,应深刻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对《孙子兵法》本身做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孙子兵法》。毛泽东本人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和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古代兵学圣典,使其闪烁的辩证法光辉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订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

  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毛泽东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毛泽东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毛泽东、朱德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

  本文节选自《毛泽东著作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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