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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1942年为何催促林彪回延安:怕夜长梦多
日期:2018-10-17 10:38:20

  莫邪青锋 2018-10-17 14:49

  毛泽东对林彪回延安的事情十分牵挂。他怕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希望林彪早日回去。6月15日,他给林彪、周恩来发来一电:何时动身?盼7月1日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

  文章摘自:党史博览 作者:江幸福

  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赴重庆谈判

  1940年底至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策划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关系陷入低谷。国共关系不和,对抗战极为不利,也使蒋介石的形象、声誉受到损害。为了改变不利局面,1942年7月21日,蒋介石约见驻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表示要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以利抗战。周恩来当即将蒋介石的意见报告了中共中央。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告知一星期后他将去西安,希望能在西安与毛泽东见面。

  当天,周恩来给毛泽东发电报,转告了蒋介石的意见,并提出两条建议:一、以林彪为代表,在西安见蒋介石;二、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周去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介石。

  8月19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复电说:“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觉得形势比较复杂,两党的关系没有根本的改变,毛泽东目前还不宜与蒋介石见面。于是,他又给毛泽东去电,说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会谈,“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介石约林彪或朱德到重庆,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可到重庆与蒋会谈。

  当时,周恩来一再提议由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去见蒋介石,是因为林彪是蒋介石的学生,又系影响颇大的抗战名将,再加上他回国后在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做的统战工作颇有成效和影响,由他见蒋介石比较有利。另外,周恩来考虑还摸不清蒋介石要见毛泽东的底细,而毛泽东是党和军队的一把手,担心毛泽东到重庆后安全难有保障,故力主毛泽东暂不出面。

  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的问题,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见蒋介石,然后根据谈判的情况,再定毛泽东是否与蒋介石见面。

  1942年9月初,中共中央接到国民党的函件,称林彪近日可到西安与蒋介石见面。此时,林彪已从西安回到延安。中央立即通知林彪,代表毛泽东赴西安面见蒋介石。

  9月14日,林彪与助手伍云甫在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周励武的陪同下,乘车前往西安。由于路不好走,汽车又老出故障,林彪一行在途中走了三四天才到达西安。林彪到达西安后,蒋介石因有急事已经走了。他走时,给西安行营留了话:林彪到后,叫其到重庆面谈。

  9月17日,林彪给毛泽东发电,告知蒋介石已走,并询问他是否到重庆去。9月18日,毛泽东给林彪回电,嘱他在西安等待,并利用此机会与各界多交谈,然后再赴重庆见蒋介石。林彪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西安住了下来。这期间,他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如张治中、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等人数度交谈,宣传中共的抗日方针及与国民党合作的意义。

  1942年10月7日,林彪带着伍云甫到达重庆。

  林彪此次到重庆,蒋介石较为重视,而且还抱有幻想,希望林彪的思想能在他的战时首都有所转变。蒋介石还专门指示戴笠、康泽、唐纵、滕杰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大特务,要他们做好林彪在重庆期间的监视、接待工作。其方法是:表面要热情,暗中要监视,在思想上要多对林彪施加影响。

  1942年10月16日晚,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召集滕杰、康泽、唐纵等在重庆漱庐开会并聚餐,专门商讨如何对林彪加强“影响”的问题。

  这天晚上,他们商定第二天晚由康泽、滕杰二人以同学的名义作东,宴请林彪、周恩来。

  10月17日,康泽、滕杰、唐纵等以同学的名义专程去看林彪,并请林彪吃饭。

  林彪与滕杰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从未见过面。今天滕杰去看他,他感到很意外。滕杰向林彪介绍了康泽、唐纵后,笑眯眯地说:“你一路辛苦了,今晚由我和康将军请你及周先生的客。”

  林彪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林彪、周恩来、伍云甫等如约来到漱庐。国民党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3人外,还有特务头目郑介民等人参加。

  林彪在苏联待了4年。蒋介石的心腹唐纵很想了解林彪在苏联4年的情况。宴会还未开始,唐纵问林彪:“听说你在苏联住了多年,是养伤还是学习?”

  对这个问题,林彪早已准备了对词:“我在苏联主要是治伤,伤有了好转后,便主动向苏联方面要求学习机械理论方面的知识,以备将来建设国家之用。苏方根据我的要求,安排我到莫斯科一所大学旁听机械化方面的课程。”

  “哦……”唐纵感到再不好问了。晚上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据林说在苏联学习机械化。”

  其实,林彪在苏联从未学习机械化,而是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苏德战争以及学习俄文。他还经常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去听课,参加军事学术讨论会,有时也考察、访问苏联的一些部队、工厂、集体农庄。他在苏联研读的军事理论,使他的眼界大开,军事水平大有长进。

  在宴席上,双方都谈黄埔军校的往事,而且谈得甚为热闹。据唐纵在日记中记载,林彪除谈了黄埔军校的一些往事外,还着重谈了国家建设的问题。林彪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如果不是战争,建设国家的条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好,只要全国上下一心,人民团结一致,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林彪还对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甚有诚意,对蒋介石领导抗战,也是拥护的。现在最要紧的是两党要加强团结,不能搞摩擦,也不能搞内战。团结搞好了,就可赢得抗战的胜利。苏联的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在迅速发展,军事现代化的步伐也很快。过去,中国的农民拿菜刀、土枪可以造反,现在就不行了。要赢得战争的胜利,非得有飞机、大炮不可,而要造飞机大炮,就必须大搞工业,建设好国家,国家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才能造得出机器、飞机、大炮。

  林彪的这番言论,不左不右,国民党的大特务们挑不出什么毛病。因此,这次宴会的气氛,颇为融洽。

  第二天,唐纵就将宴请林彪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听了,对唐纵说:“你们这样做好,叫雨农(戴笠)也请请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的思想随着环境的变化,也易发生变化。张国焘在中共干了那么多年,地位那么高,最后也变了,说不定林彪也会变的。我的学生中,林彪的军事才干是非常突出的,你们对他在重庆的活动,应多加注意。有重要情况,要及时告诉我。”

  据伍云甫日记记载,林彪到重庆后,活动比较多,除国民党一些要人不断来看他外,他也常出去看望国民党要人、同学、熟人,有时,也去游览朝天门、歌乐山等风景名胜。

  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

  1942年10月12日,曾家岩50号周公馆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蒋介石于13日会见林彪,请中共方面做好准备。

  10月13日,林彪、周恩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进入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的办公室。林彪看见蒋介石,走向前叫道:“校长,你好’”

  蒋介石握住林彪的手说:“林彪,你是我的学生,我欢迎你到重庆来。”

  双方坐下后,林彪对蒋介石说:“毛泽东先生本拟亲自来见校长,因身体有病,行动不便,无法前来,待恢复了健康后,再来重庆与你会晤。”

  林彪话音一落,蒋介石连忙问;“你这次来渝,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我?”

  林彪说:“我们接到校长的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专门讨论,还约我商谈数次。毛先生托我转给委员长的意见主要有三点:抗战建国、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的期望。”接着,林彪将上述三点意见一一转告了蒋介石。

  谈到国共团结问题,林彪记起毛泽东的嘱咐,想多谈几句,便说:“毛先生要我转告校长,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这三个彼此,已成为我党的普遍共识,也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宣言,并已成为全党所一致遵从的、不可动摇的行动准则。这一原则,不但现在不能动摇、违背,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对校长个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拥护,将来也必拥护。”

  蒋介石对这段话很感兴趣。他问林彪:“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

  “当然是真拥护。”

  周恩来接过话说:“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我们是坚决拥护的。对此点,我们今天当面对委员长这样讲,在我党的会议及广大人民群众中,也是这样讲的。”

  “那好!”蒋介石面带笑容点头称是。

  林彪又说:“国共两党的分歧问题,外传主要有两点:一是主义,二是党的问题。实际上,这两点皆可趋于一致,因为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均具有一个共同理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认为,只要国共两党不采取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而能认识救国之需要,趋于救国之目的,自然能达到一致。”

  对林彪谈的这一点,蒋介石不赞同。他马上拦住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它与三民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怎么能趋于一致呢?”

  林彪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这样认为的。”

  蒋介石皱着眉头说:“你们看法不对。”

  林彪接着讲:“我们党的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上是个救国救民的政党。过去我们党制定的十大纲领,其核心就是外求民族独立,内求民权平等和自由民主。这一步实现了,我们党在现阶段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将来的社会条件如何,是否需要社会革命,那是将来的问题,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

  “你们共产党人提倡和信仰的共产主义,不大切合中国的实际,也可以说是幻想。”

  林彪反驳说:“不是幻想。我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如果国共两党真正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也许将来两党可以合二为一。”

  “你们共产党喜欢搞阶级斗争,国民党怎么能与你们合二为一呢?”

  对蒋介石的这句话,林彪反驳说:“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政党,对违背工农阶级利益,歧视、压迫工农阶级的任何人,任何团体,共产党均坚决反对。其实,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对极少数特权阶层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目前,共产党就是团结一切爱国政党、团体和广大人民,反对、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对林彪的这段说,蒋介石颇为不快。由于是国共两党的会谈,蒋介石心里虽有意见,又不好发作。

  林彪继续说:“我们希望今后国共能长期真诚合作。但是,我们也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对共产党看不惯,总想挑起内战,消灭异己。中国的现实又不允许发生内战。哪个党派挑起内战,必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人民一反对,挑起内战者就必然失败。”

  坐在蒋介石身边的张治中不时朝林彪、蒋介石的脸上瞧,周恩来也在观蒋介石的脸色。他们都发现,蒋介石很不高兴了。

  林彪不管蒋介石高兴不高兴,继续说道:“我们党虽然反对国共打内战,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不怕内战。中国地域辽阔,多山,多森林,又多湖泊,如内战实在难以避免,我们可以利用辽阔的地域和空间与之周旋。此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我们在任何环境、条件下,均能自给自足,也能织布、产粮食,就是在山地,也有南瓜、包谷可吃。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共产党人;任何力量,都摧不垮我们的人民军队。我讲这些,目的是使校长知道,对于政党分歧及党派问题,不是用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而要通过相互信任、协商、谈判的办法。总之,无论就中国的社会、地理、经济、军事务方面论,我党均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再发生内战……”

  林彪讲的这段话,是毛泽东要林彪讲给蒋介石听的,尽管话颇刺耳,他又不得不说。

  林彪的话还未讲完,蒋介石就不停地看手表——他不想再听下去了。

  周恩来看出气氛不好,示意林彪不要再讲了。这样,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在不愉快中结束。

  10月16日,应林彪、周恩来再次举行会谈的要求,蒋介石派张治中前往参加。

  会谈中,林彪、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三停三发”(停止全国性的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限制、打压;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饷、发弹、发药)的要求,遭到张治中拒绝。双方没谈多久就结束了。

  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交锋

  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林彪的重庆之行十分关注。

  为使林彪的重庆之行有所收获,他于12月1日亲自给蒋介石写了一函,函中说:

  前承宠召,适梁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

  毛泽东的这封信,不久到了蒋介石手中。蒋介石仔细研究了毛泽东的信后,看出中国共产党有诚意与他合作抗战。他决定再找个机会与林彪、周恩来谈谈。

  1942年12月14日,林彪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蒋介石于16日与他举行第二次会谈。

  16日,林彪、周恩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来到蒋介石官邸——曾家岩德安里101号。

  与上次见蒋一样,林彪仍称蒋介石为“校长”。双方坐下后,蒋介石问:“这次到重庆来,见了一些同学吧?”

  林彪说:“见了几个。”

  蒋介石说:“你的那些同学,都很听我的话。”

  林彪听出了蒋的话外之音,随口应道:“我知道。”

  蒋介石又问:“在重庆生活习惯吗?”

  “感谢校长关心,还习惯。”

  林彪答完,蒋介石抬手看了一下表,说:“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和要求,谈谈吧。”.

  林彪掏出原先拟定的几条“要点”,首先讲了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团结不要内战的问题。

  蒋介石听后说:“对统一及团结的问题,我们国民党是有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两党能真正团结。大家统一在政令、军令下工作。现在要求全国各政治团体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均应得到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的解决,而且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碎解决。你们要的药品也可以解决。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只要我在这个位子上,只要我活一天,就决不会让你们共产党吃亏的。我相信共产党是爱国的政党,中共领导人是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而国家是爱惜人才的。只要你们为国家效力,政府会依才使用。”

  对蒋介石的上述言论,林彪只听没有反驳。接着,他向蒋介石提出了第十八集团军的编制、人数、驻地、军队干部的使用等问题。蒋介石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对林彪说:“这些问题,涉及到全局,待我通盘考虑后,再答复你们。”

  显然,蒋介石不同意林彪的要求。

  林彪接着提出了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蒋介石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好,国民政府也末作研究。”

  随后,林彪提出了恢复新四军番号的问题。

  林彪在此时提出此问题,实际上是当面批评蒋介石,惹得蒋介石十分恼火:“新四军一不抗日,二系叛军,我已下令取消了番号,还谈它干什么?”

  林彪说:“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皖南事变是政府的一个错误。此事一日不明,日久终要明。我党为了壮大抗日队伍,增强中国的抗战实力,已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并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其部队也有好几个师。新四军既要抗日,就必须有合法的名分。因此,请委员长允许恢复新四军的番号。”

  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气愤地说:“林彪,你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尊敬老师!”

  “你是我的校长,我当然应尊敬。”

  蒋介石余怒未消:“你们既然一再表示拥护政府和我,现在又来提被取消了番号的新四军,在报纸、文章中也屡讲新四军的问题,这是拥护我吗?你们一面喊拥护我,一面又要做我反对的事情,这是不行的。我明白地告诉你:新四军与药品不同,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要恢复新四军,就不是真正拥护我。今天再不要提新四军,”

  林彪申辩说:“拥护校长与提新四军,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拥护校长,是拥护校长领导我们抗日。新四军是一支抗日部队,被错误地取消番号,我们要求校长恢复,这就是拥护校长嘛!”

  “林彪,你不能这样对我讲话!”蒋介石火冒三丈。

  这次谈判,又毫无结果。

  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三次会谈

  林彪、周恩来将第二次与蒋会谈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后,毛泽东马上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他们回电,告知下次与蒋介石会谈,可提出如下四条要求:

  一、在蒋承认中共合法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编为4个军12个师,包括新四军在内;三、边区改行政区,人员、地境不动;四、黄河以南部队北移,目前只做准备,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

  林彪、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作了研究,并于12月24日在张公馆与张治中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四条要求”遭到国民党方面拒绝,会谈仍未取得任何结果。

  由于与蒋介石的谈判毫无进展,周恩来考虑甚多。林彪从苏联回国后,对改善两党关系虽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却一直无什么进展,这对国共合作及抗战是不利的。林彪到重庆的时间已不短了,应该利用他“抗日名将”的身份,争取与蒋介石谈出一点成果来。

  甚于上述考虑,1943年1月21日,周恩来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说将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两条意见,以结束这次旷日持久的谈判:其一,说明我方“四条”与国民党方面精神相合,只军队数目和移动时间有距离,如不同意,要他们提方案,由林彪带回延安;其二,向他们要方案。2月8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复电,同意他提的第一条意见。过了几天,毛泽东考虑林彪到重庆谈判颇不易,如果双方一点也不让步,此次谈判将毫无结果。为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中共中央决定以退为进,再作进一步的让步。

  3月28日,林彪、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会面。双方一坐下,何应钦就讲国共摩擦问题,并将摩擦的责任都推到共产党一方,对国共谈判的问题基本未提。

  林彪看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现时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便向何应钦提出要回延安去,并希望在离开重庆前与蒋介石再见一次面。谈完之后,林彪还向何应钦提出,希望国民党方面发给他返回延安的“护照”。

  何应钦当即表态说:“此事将由张治中将军答复你们。”

  林彪在重庆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毛泽东颇感失望。3月30日,他致电林彪和周恩来,提出周恩来回,林彪留下,或周、林均回,但仍需向蒋介石提出见一面。蒋如不见,则林彪独回延安,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愈少愈好。

  时间一晃到了6月份。6月4日,张治中约林彪、周恩来会面。见面后,张治中说:“何应钦总长讲,前方摩擦正在继续,谈判须搁一搁。谈判期间出乱子不好。”

  周恩来知道,这是蒋介石的意思,绝不是何应钦的意见。他郑重地向张治中指出:“谈判暂搁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但谈判中蒋介石委员长所提的原则,我们都已接受,而我方所提四点,仅在时间、数目上与你们有点距离,现蒋委员长要搁一搁,我们决定林彪回延安,如要谈可再来。”

  当天,张治中将林彪要回延安的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林彪来重庆的时间不短了,虽然两党此次未谈出什么结果,还是应该见见他。

  6月7日,蒋介石在曾家岩德安里103号宋美龄住所会见了林彪、周恩来。

  林彪说:“来重庆的这段时间,承蒙校长多次接见、教诲,收获甚大。政府的各位长官也对我厚爱,热情招待,非常感激。”

  蒋介石点了一下头,转向周恩来问道:“周先生也回去吗?”周恩来说:“我们一起走。”

  蒋介石装出一副既同情而又无奈的样子说:“其实,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想与你们合作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但有些事情又不能如愿。这次我们的意见未统一,下次再谈吧。”

  林彪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与用心,而且他心里更清楚,此次未与国民党达成任何协议,症结也在蒋介石身上。他对蒋介石说:“我来重庆这段时间,感觉我们两党的分歧其实并不大,如果双方真有诚意,是能达成一个协议的。问题是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不能坐下来对条款进行认真的讨论。直到今天,我们还未见到国民党方面的任何方案,只是在口头上提出要我们放弃军队、边区,致使谈判难以顺利进行。我们的意见是,下次谈判时,双方应有诚意,否则,就不好谈了。”

  蒋介石听了林彪的这番话,心中很不高兴,脸色也变了。由于是告别性的会面,他忍着没有发火,说:“回去后,代我向润之先生问好。”

  这样,蒋介石与林彪的第三次会谈结束了。

  林彪、周恩来离开后,蒋介石为自己以前的设想未能实现也感到惋惜:林彪是个军事奇才,国民党阵营的黄埔弟子,没有这样的将才。对林彪这样的人,还应继续施加“影响”,使林彪能与政府更接近,对他有感情。他立即叫人去通知戴笠、唐纵、康泽、滕杰等黄埔出身的特务头子,要他们赶在林彪回延安之前,再宴请林几次,并与他好好谈谈。

  1943年6月14日,张治中设下宴席为林彪、周恩来饯行,并请何应钦、戴笠、康泽、唐纵等人作陪。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回延安的事情十分牵挂。他怕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希望林彪早日回去。6月15日,他给林彪、周恩来发来一电:

  何时动身?盼7月1日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

  林彪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便与周恩来加紧做回延安的准备工作。

  当时,在重庆的中共工作人员甚多,而延安的医药等物品特别缺乏,林彪、周恩来既要安排、组织撤回延安的人员,又要购置物品;既要布置下一段的工作任务,又要会见来访的各界人士。因而,回延安的前一段时间,他与周恩来忙得不可开交。

  6月28日,林彪与周恩来及邓颖超、方方、孔原、伍云甫等百余人,分乘5辆大卡车,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发,登上了回延安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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